“历史学不是要培育关于过去的充满了彼此永远隔阂的怨恨和认同的回忆，而是要努力理解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何发生。它是在寻找解释；它试图确定原因和后果。”

这是法国历史学家安托万•普罗斯特的著作《历史学十二讲》一书中一段引人深思的话。这段话本质上表达的是普罗斯特关于历史学的作用或曰社会职能的看法。

我们都知道历史很重要，“以史为鉴”、“读史使人明智”这些话我们耳熟能详。不过，不知道你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要“以史为鉴”，为什么读史能够使人明智呢？这就与历史学的“职能”有关了。

衡量原因

历史学不仅是一门让人们了解古往今来的史实故事的学问，它还“肩负”着一些很重要的社会职能。史实固然重要，但更有意义也更具难度的是寻找历史事件背后的原因。为此，历史学必然包含比事件更宽广的时间跨度。

如果历史学家顺时间而下，考察后果而不是原因，那这种寻找就更容易。一个事件在那里了，我们可以确定其后果：不管是什么事件，这一点都很清楚。无论是19世纪发明铁路，1914年的一战，还是某一场选举，对历史学家来说，描述其后果总是相对容易些。

这些事件被视为“历史性”事件也确实正是因为其影响深远。历史学家位于这些事情发生之后，他们享有的有利位置让他们可以较轻松地完成工作。

如果要溯时间而上，确定事件的原因，难度就要大些。我们以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为例。历史学努力对1968年事件的诸多原因分出等级，确定哪些是深层原因，哪些是直接原因。

属于深层原因的有：数年之间大学入学人数猛增，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抗议活动增多（这又与第三世界民族独立斗争以及越南战争有关），政府统治仍是传统上的专断作风，反对党派力量薄弱（这与教育实践中近年兴起的自由化相冲突）等等。显然，如果这些因素没有凑到一起，就不会爆发1968年事件。

然而，这些因素只能构成事件爆发的可能条件，而没有解释事件为何爆发，只有这些因素的话，事件并非不可避免。因为还需要更为直接的原因。

历史学家提到了两点，一方面是1966年高等教育改革之后大学中气氛相当紧张，迫在眉睫的难题是组织六月份的考试，以及宣布1968年入学考试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大学当局对于学生抗议时的表现。可以说这是点燃炸药的火星。

为了解释历史，历史学就这样来确定诸种原因和条件，并将之分出等级，或者说掂量它们的分量。

衡量原因是历史学家这份职业中的日常工作，如果做更细致的考察，我们会发现，衡量原因常常依据的一个关键标准，就是行动者在情境中能有多大的自主。一个极端是潮流浩浩荡荡，外在因素众多，行动者无能为力，只能承受而无从改变；另一个极端是直接取决于行动者的介入。

一方面是约束，另一方面是自决。在两端之间，是一个连续体，在这里，个体行动者组成集合体，他们的介入是一种复杂的终结，可能会无果，会迟滞，也可能会反而事与愿违。

历史学显然不能将解释只建立在难以抗拒的潮流或是只建立在行动者的介入之上；它必须二者兼顾并尽可能地弄清楚它们是怎样交错缠绕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它要构建一个世界，在这里，责任受到约束，没有命中注定，也从来没有完全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