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施拉姆在《传播是怎样运行的》一文中，在C.E.奥斯古德的观点启发的基 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过程模式，称为“循环模式”。

该模式与直线模式有明显的不同：（1）这里没有传播者和受传 者的概念，传播双方都作为传播行为的主体，通过讯息的授受处于你来我往的相互作用之中。（2）该模式的重点不在于分析传播渠道中的各种环节，而在于解析传播双方的角色功能；参加传播过程的每一方在不同阶段都依次扮演着译码者（执行接收和符号解读功能）、 解释者（执行解释意义功能）和编码者（执行符号化和传达功能）的角色，并相互交替着这些角色。

奥斯古德和施拉姆的循环模式强调了社会传播的互动性，并把传播双方都看做是传播行为的主体，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个模式也有其本身的缺陷。首先，它把传播双方放在完全对等或平等的关系中（至少从模式本身看来是如此），则与社会传播的现实情况有不符之处。在现实社会中，由于传播双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传播资源以及传播能力等方面通常存在着差异，这种完全对等或平等的传播关系与其说具有普遍性，不如说是极少见的。其次，这个模式能够体现人际传播特别是面对面传播的特点，却不能适用于大众传播的过程。

14、德弗勒的互动过程模式

德弗勒的互动过程模式是在香农一韦弗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克服了前者单向直线的缺点，明确补充了反馈的要素、环节和渠道，使传播过程更符合人类传播互动的特点。与此同时，这个模式还拓展了噪音的概念，认为噪音不仅对讯息，而且对传达和反馈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环节或要素都会发生影响，这一点加深了我们对噪音所起的作用的认识。不仅如此，这个模式的适用范围也比较普遍，包括大众传播在内的各种类型的社会传播过程，都可以通过这个模式得到一定程度的说明。

15、马莱兹克的系统模式

在这个模式中，马莱兹克把大众传播看做是包括社会心理因素在内的各种社会影响力交互作用的“场"，这个系统的每个主要环节都是这些因素或影响力的集结点，其中包括：

(1)影响和制约传播者的因素——传播者的自我印象、传播者的人格结构、传播者的人员群体、传播者的社会环境、传播者所处的组织、媒介内容的公共性所产生的约束力、受众的自发反馈所产生的约束力、来自讯息本身以及媒介性质的压力或约束力等。

(2)影响和制约受传者的因素——受传者的自我印象、受传者的人格结构、作为群体一员的受传者(受众群体对个人的影响)、受传者所处的社会环境、讯息内容的效果或影响、来自媒介的约束力等。

(3)影响和制约媒介与讯息的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传播者对讯息内容的选择和加工，这种选择和加工也可以说是传播者背后的许多因素起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受传者对媒介内容的接触选择，这种选择当然也是基于受传者本身的社会背景和社会需求做出的。此外，制约媒介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受传者对媒介的印象，而这种印象是基于平时的媒介接触经验形成的。

马莱兹克的系统模式说明，社会传播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评价任何一 种传播活动，解释任何一个传播过程即便是单一过程的结果，都不能简单地下结论，而必须对涉及该活动或过程的各种因素或影响力进行全面的、系统的分析。

16、赖利夫妇的传播系统模式

1959年，美国一对从事社会学研究的赖利夫妇在《大众传播与社会系统》一文中，提出了上图中的传播系统模式。这个模式告诉我们，任何一种传播过程都表现为一定的系统的活动，而多重结构是社会传播系统的本质特点：

（1）从事传播的双方即传播者和受传者都可以被看做是一个个体系统，这些个体系统各有自己的内在活动，即人内传播；

（2）个体系统与其他个体系统相互连接，形成人际传播；

（3）个体系统不是孤立的，而是分属于不同的群体系统，形成群体传播；

（4）群体系统的运行又是在更大的社会结构和总体社会系统中进行的，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的大环境保持着相互作用的关系。赖利夫妇认为，以报刊、广播、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也不外是现代社会各种传播系统中的一种。

17、社会传播的总过程理论

社会传播的总过程研究最早起源于日本，它是在对美国的主流传播学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人类社会传播的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把现代社会中的传播特别是大众传播过程与宏观的社会结构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的过程理论称为社会传播的总过程理论。“总过程”研究的理论框架，通过田中义久在1970年提出的“大众传播过程图式”可以展示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