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3年正月，闯王李自成率军攻破襄阳、荆州等天府。次年三月，大同陷落，北京告急，皇帝朱由检被迫在煤山自缢，明朝国运自此衰颓。

在后世主流观点看来，“亡国之君”大多为沽名钓誉之辈，根本难主帝王大业。可是，唯有崇祯皇帝朱由检，亡国后依旧得到了”千古难有之圣君“的高度评价。史籍记载，他曾在殉国前留下“文臣人人可*”的遗言，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都知道，王朝的颓败从来都是悄无声息的，正如崇祯十七年三月前的大明，官绅贵胄皆争相拉帮结派，妄图在亡国之际发一笔国难财。可以说，1644年的三月是明王朝最艰难的时日，国家价值观的崩塌在此时体现的淋漓尽致。

1644年三月前夕，崇祯帝为了抵抗李自成之师，不得不亲自筹措军饷。

当时，他想出了两个办法：即命监狱在押罪臣捐献军饷，以此来抵消他们的罪状，此为法一。再就是号召文武百官根据官阶高低捐献军饷，此为法二。诏令颁布后，牢中罪臣尚算积极，皇帝身边的那些大太监也都碍于情面各自捐了五万两白银，唯有朝堂上的官僚个个似铁公鸡一般，根本不买皇帝的账。

其实，那些官员并不是拿不出这些钱，而是根本不想拿。国破家亡之际，这些所谓的“忠臣”心里想的却只是如何保全自己的财富。大太监王之心本是京都富翁，可是，当崇祯皇帝向他募捐军饷时，他只拿出了一万两白银搪塞。一些宦官为了避开捐献，直接在市井兜售家中的古玩珍藏，以示自己已到山穷水尽之地。更有甚者，竟直接在宫门留下打油诗，暗讽明王朝已到穷途末路。

“阉人”如此倒也能理解，可是，那些与皇家一脉相连的贵胄也对国运视若无睹便无法理解了。当时崇祯皇帝曾派人向岳父周奎求救，可是，任太监如何劝说，周奎就是不肯松口捐钱。最后，这个太监不禁哀叹道：“身为皇亲国戚竟如此吝啬，若江山不再，你积蓄这些财富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太监的话可谓一语成谶。

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破北京后，这些达官贵胄虽拼了命的讨好李自成，可是，其最后的下场却也是凄惨无比。三月二十三日，李自成亲自在皇极殿选拔人才，曾经的内阁首辅魏藻德仗着资历，第一个毛遂自荐。可是，李自成根本看不上他，直接命牛金星选出九十余人送到了吏部，其余人等则被押送至权将军处听候发落。

这一等却等来了“追赃助饷”，即关押的前朝旧臣需根据官阶缴纳军饷，家人交钱后，刘宗敏才会放人。对待这些“守财奴”，李自成一点也没手软。经过一番严刑拷打，太监王之心上缴了十多万两白银，而内阁大臣陈演则缴纳了四万两白银。值得一提的是，曾经“哭穷”的老皇亲周奎，在权将军的严刑拷问之下上交了六十多万两白银，结局可谓是太滑稽了。

其实，明王朝的消亡早有征兆，大约从嘉靖年间开始。

明朝商品经济高速发展，国富民强之际，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却开始崩塌。从前深受理学熏陶的官僚们，逐渐摈弃了看淡名利的气节，转而开始疯狂的买田置地。

话说，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建国伊始战争导致大量人口损失，王朝分配土地给人民耕种，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五十年起农民开始卖地，一百年左右大规模土地兼并，一百五十年左右农民基本地卖完。大规模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阶级矛盾空前激烈，社会贫富分化拉大国家动乱开始，最终，通过战争完成财富的重新分配。这个轮回大概在三百年，也就是说，中国历朝历代都逃不过这个轮回。

不但如此，还有一些从前居高临下的皇族勋贵们，也将特权延伸到了商业领域，他们敛财的手段更是五花八门。对此，张居正曾哀叹道：“商贾在位，财货上流”，由此，也可看出当时蝇营狗苟的社会乱象。直到崇祯皇帝即位时，明王朝已行将朽木，贪官污吏横行朝野，民不聊生，非一人之力可扭转。但是，看到家国满目疮痍，崇祯帝还是不免心痛内疚。

为了抵抗来势汹汹的敌军，他放低身段调兵遣将，减免赋税，可是，这一切都已经晚了。正如崇祯帝在“罪己诏”中提到的“任用非人”之过，确实，满朝文臣对明王朝的消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然，还有就是从万历皇帝亲政开始，明王朝的政治系统运转就出现了问题。官僚阶级奉行的理学思想受到冲击，上至六部侍郎下至知府知县，都出现了大面积职位空缺的情况，整个王朝的新陈代谢已经紊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