镰仓幕府是在12世纪末期的治承·寿永之乱（1180—1185，即“源平战争”或“源平合战”）中诞生的军事政权。这个政权最初是以武士贵族源赖朝为首，由一群关东（今东京、神奈川及其周边地区）乡野武士团所组成的割据势力，随着战争进程的演变，逐渐从“叛军”升级为朝廷认可的合法军事机构，将权倾朝野的平氏政权打倒。源赖朝被朝廷封为右近卫大将，位列公卿。

这样一来，源赖朝创立的镰仓幕府就同时具有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属性：第一，它是接受朝廷领导，为朝廷承担军事、警察职权的军事机构；第二，它又是一个有着极强割据性质的关东地方政权。

镰仓幕府的诞生，使日本的国家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本列岛上同时出现了两个相隔千里的权力中心。作为武士统辖者的镰仓幕府，实际上并不等同于国家政权，而是国家政权的一部分。所以将镰仓时代简单地描述为“武士时代”“幕府时代”是错误的。弄清楚武家和公家、幕府和朝廷各自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是理解日本中世国家的关键点。

幕府的最高*叫作“征夷大将军”，简称将军，但这个官职是源赖朝创建幕府多年后才获得的。与将军结成主从关系的武士是“御家人”，即将军的直属家臣。在治承·寿永之乱之际，镰仓幕府没收敌方势力的领地，赠予己方的御家人，任命他们为“地头”。地头的概念理解起来有些复杂。地头并不是土地（庄园、公领）的所有者，而仅是土地上一部分权益的持有者。

这里所说的没收“敌方势力的领地”，并不是一整块可供其完全支配的土地，而是指对方在这块土地上拥有的某项权益，譬如他担任的某某庄园的下司（庄园管理官）或者某某公领的郡司、乡司职务。担任了某某下司、某某郡司或乡司，意味着能从这片土地上获得一部分收益权，土地的所有权仍掌握在庄园、公领的上级领主手中。

原则上，有权任命下司、郡司或乡司职务的是这些上级领主。但镰仓幕府实际上打破了这一原则，在战争中擅自没收敌方领地（也就是这些职务和附带的收益权），分给为自己打仗的御家人。然后，幕府将自己的御家人强行担任的下司、郡司或乡司职务统一改了个名字—地头。

从今往后，这些土地上的地头就由幕府来任免了，上级领主不能插手。被任命为地头的御家人为幕府服务，掌握这块土地的租税征收权和治安管理权，同时为该庄园的上级领主（公家贵族、大寺院、大神社）做事，充当庄园管理官。这对御家人来说已经是很大的利益了，而且，御家人还有幕府这个强力机构作为后台。

不过，有一点需要提醒，在整个日本列岛内部，幕府没有资格设置地头的庄园、公领，还有很多很多。

好比说，原本户主是摄关家、天皇家、大寺社，因为手底下房子太多，本来请了信得过的人帮他收租，结果没想到遇到镰仓幕府这么个不讲理的，把原来收租的人赶走，自己做了这些房子的二房东，逼户主和他签了承租协议，再把房子一间间地群租给手下的御家人们。但房产证上到底还是摄关、天皇、寺社的名字，租金收起来后，大头总还是要给户主交上去的。但户主毕竟家大业大，幕府充其量只是找借口把那些有过节的收租人赶走，户主手里还有不少房子是没被幕府染指的。

在战争过程中，幕府为了适应大规模作战的需要，又在各地设立了总追捕使（后来改称“守护”）。这时的守护并不是后世（室町时代、战国时代）那种世袭的地方军政长官，而是由幕府直接任命的非世袭职务，是一定区域内御家人的军事指挥官，也是代表幕府行使执法权的地方派出机构。镰仓幕府一开始带有浓厚的关东地方政权的属性，但随着幕府御家人的领地向全国各地扩散，幕府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军事机构。但即便如此，幕府也并未获得在日本列岛所有土地上执法的权力。

镰仓幕府是一个特殊的机构，幕府崛起并没有取代京都的朝廷。除承久之乱（1221）的短暂对立之外，镰仓幕府与朝廷处于相互协作的较为友好的关系。源赖朝曾自诩为“朝大将军”，以朝廷大将军的身份庇护公家政权。因而打倒、消灭公家朝廷的念头，幕府几乎是一点儿也没有的。关于这种特殊的关系，日本历史学界有两种代表学说来描述。一种叫作“权门体制论”，认为武家和公家都是国家统治机构的组成部分，再加上大寺院和大神社组成的“寺社势力”，三者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共同执掌国政，组成国家的权力机构。

幕府类似于军委会，是掌握军事、治安管理权的暴力机关。天皇依旧高高站在云端，是掌握神祇祭祀权、官职授予权的唯一“国王”。上皇作为国王的“后见”（监护、辅佐）代行政务，寺社“护持”国王，幕府“守护”国王，各司其职，互相协作。朝廷举行即位、宗教仪式或大规模工程时，幕府在其号令下积极协助。朝廷仍是唯一的中央政府，与幕府可以说是特殊的上下级关系。另一种观点则叫作“东国国家论”或“二元王权论”，认为幕府与朝廷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政权，天皇与将军都是“国王”。这样的话，朝廷与幕府的关系就像国与国的外交。

由于京都朝廷和镰仓幕府相隔很远，今天哪怕是乘坐高铁（新干线）加转车也得花三个小时，维持两者之间的政务沟通其实是件颇为麻烦的事情。为此，双方都设立了便于二者沟通联络的机构。朝廷设有“关东申次”一职，也就是关东联络官；幕府则在京都常设“六波罗探题”，即“幕府驻京办事处”。

朝廷有事之时，就按照朝廷—关东申次—六波罗探题—镰仓的路径传递信息。另外，在源氏将军三代而亡以后，幕府从朝廷中迎来藤原摄关家的子弟或亲王做将军，这么一来，将军本人也就成了朝廷在镰仓的代表。这让朝廷与幕府的关系结合得更为紧密了。

一般来说，镰仓幕府本身对朝廷的事务是比较消极的，不干涉，也不愿意主动介入。这种状态在应对“蒙古袭来”时其实是很不利的。对未设地头的庄园，幕府没有执法权。至于那些和幕府属下的地头、御家人无关的事务，幕府原本也没有兴趣插一脚。甚至即便在地头和贵族庄园领主发生冲突之时，幕府也尽可能地保持中立的“第三方”立场，而非偏袒自己的属下。

幕府在京都设立六波罗探题以后，朝廷逐步依赖六波罗的武装力量解决寺社纠纷等疑难问题。当“蒙古袭来”的阴云逼近之时，幕府第一时间向朝廷通报了情况，而后双方共同在“异国降伏祈祷”等方面协作应对。“蒙古袭来”以后，到了镰仓时代后期，随着镰仓幕府权限扩大，朝廷便进一步依靠幕府的力量。

以上内容节选自康昊著《神风与铜钱：海岛日本遭遇世界帝国1268——136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9月）一书，题目为编者所拟，感谢光启书局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