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主登基往往是取祸之道

陷害致死

延光三年（124年），汉安帝出都东巡。樊丰等人借着皇帝出游在外，在洛阳城里竞相修筑豪宅，被杨震掌握证据，就等汉安帝回来上奏弹劾，彻底清算。

樊丰等宦官害怕恶行暴露，就先借着太史观察到星变逆行的情形，向皇帝报告说杨震多次上疏批评政治，对朝廷早有恚恨之心。这一陷害果然刺痛汉安帝，回到洛阳的当天，汉安帝没有回宫，先到太学暂驻。当夜，遣使者收杨震的太尉印绶，并命令杨震不得与宾客往来。随即勒令杨震回本郡居住，将他赶出洛阳。

杨震出都，行至洛阳城西几阳亭，慷慨对其儿子、门生说：”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诛，恶嬖女倾乱而不能禁，何面目复见日月！“遂饮鸩自*。并遗令：身死之日，以杂木为棺，布单被能盖住形体即可，不埋入祖茔，不设祭祠。

宦官们并没有因杨震之死而放过他。杨震老家的弘农郡太守移良，秉承宦官樊丰旨意，派人在陕县截停杨震的灵车，将杨震棺椁暴露道旁。罚正在居丧的杨震的几个儿子做苦役，代替邮差往来送达文书。来往百姓见此情此景，无不为之垂泪。

杨震像

杨震之死，拉开了东汉清流运动的序幕。

作为读书人与士大夫的杰出代表的杨震，其一生的行为，起到了标杆的作用，影响了后来的知识分子。

不怕死的清流

此时的东汉朝局，外戚借助皇帝年少和太后、皇后之威权而把持朝政；皇帝借助宦官消灭外戚，夺回实权。出现了外戚和宦官交替掌权的局面。无论哪一派上台，都是培植个人势力，打击排除异己，然后专擅朝政飞扬跋扈，政治昏暗不堪。

而古代士大夫秉承儒家教义，于是与外戚和宦官斗争，掀起长达数十年的清流运动，进而在汉桓帝、汉灵帝时代，引发了两次由宦官挟持皇权，清算清流士大夫的党锢之祸。

由杨震我们不难看出，清流士大夫有这样一些特点：

第一，节俭廉洁。东汉时代的多数士大夫，笃信儒家经典，克己复礼，个人操守首先体现在生活节俭和为官廉洁上。史料记载，不少汉代官吏”计日受俸“、”十日一炊“、”常食干饭茹菜“的例子。有的官员为了显示为官清廉，到任之后，妻、子前来投奔，却”闭门不纳“。故而清流之清，首先体现在节俭和廉洁上。

第二，直言切谏。东汉时代的清流士大夫，多直言敢谏。这种直言敢谏，体现在对于皇帝及政治的批评往往无所顾忌。比如汉桓帝时清流领袖太尉陈蕃拒绝签署捕捉党人的命令，并批评汉桓帝”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以为异“？这样大胆激切的言辞，在皇权独大的专制时代并不多见。

第三，蹈死不顾。清流的特征还有一个，就是不怕死。清流士大夫出于道德理想主义，讲求语言、行为中自然地表达出个性的道德美感和英雄主义。清流领袖有时明明知道皇帝不会接受意见，却还是敢把话都说出来。陈蕃在奏议末尾就曾说”陛下虽厌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强，敢以死陈“。而汉桓帝果然”览奏愈怒“。

汉朝的名士还是比较有个性的

士大夫最终抛弃皇帝

杨震之死，既开启清流士大夫与宦官集团矛盾的阀门，也是朝廷与士大夫关系撕裂的标志。杨震的枉死，成为士大夫用以标榜士节的标志性事件，血的仇恨已然铸下，就无法淡忘。

汉顺帝初年，宦官中常侍张防利用权势，每请托关系，受取贿赂。司隶校尉虞诩屡次追查张防的案件，多次奏闻之后，仍不见处理。

虞诩不胜愤怒，自己到廷尉府投案，并上奏说：过去汉安皇帝任用宦官樊丰等，几乎惹得国家灭亡。现在皇帝您任用张防，张防玩弄威柄，国家之祸又要重来了。我不愿意与张防同朝，现在自首，不要让我重蹈”杨震之迹“，被宦官害死。

其实，不但在世人心中，即便是皇帝心里，杨震也是一道坎。

汉灵帝

杨震曾孙杨奇，汉灵帝时为侍中。汉灵帝一次与杨奇闲谈，问道：”朕何如桓帝？“言下之意，汉灵帝看不上汉桓帝。杨奇回答说：”陛下之于桓帝，亦犹虞舜比德唐尧。“意思假若汉桓帝是尧，皇帝您就是舜。暗地里是说，汉灵帝您比汉桓帝还不如。

汉灵帝听了之后，不悦道：”卿强项，真杨震子孙，死后必复致大鸟矣。“用杨震的典故讽刺杨奇，说杨奇如果死了之后，还是会招来大鸟哭坟。灵帝这番话，同时也是一种威胁的暗示：话不要说得太直，别忘了你祖宗就是因为直言死于非命的。

无论是虞诩以杨震为楷模，要求与宦官彻底了断；还是后代皇帝对于杨震的耿耿于怀，都说明杨震之死已经成了汉代政治上的标志性事件，成了士大夫与皇权之间的死结。

士大夫要求皇帝彻底清算宦官集团，而皇帝作为统治者，从其自身权力利益出发，不可能也从没有真心想过要彻底抛弃宦官集团。这势必使得统治集团分裂，皇权和士大夫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