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提到《天演论》里“进化论”对鲁迅早期影响最深，从“进化论”里他发现贵族地主主持的洋务运动只求坚船利炮的行动，根本行不通；对官僚集团维新派的主张“制造商估立宪国会”也不信任。对当时这些轰轰烈烈的社会风潮，鲁迅已经预料到它必然失败的结局，但对固有的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狂人日记》），农民、小知识分子的麻木不仁（《孔乙己》《阿Q正传》），帝国主义和封建官僚勾结（《纪念刘和珍君》），同样也是悲愤交加，苦闷不已。

鲁迅影响最大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作家左翼联盟成立后，鲁迅成了一面“左翼”作家的旗帜，对资产阶级反动派更加针锋相对，更与“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发生争论，借此阐明文学艺术上许多根本问题，在充分的论证中渗透着深刻的阶级分析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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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说的不可宽恕，是站在工农阶级的立场上，对封建残余势力、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右派的不可宽恕。当然也有对工农阶级局限性的批判，但这种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知道中国革命的成功最终要靠无产阶级。

可以说在鲁迅的四周都是残酷的敌人和还未觉醒的被害者，真可谓“未敢翻身已碰头”，所以在范爱农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四处碰壁的无奈，和范爱农悲剧的时代原因。

在找到马克思主义之前，鲁迅是苦闷、绝望的，在与马克思主义相遇后，他的思想是坚定彻底的。

“五四”事件时，以胡适为首的资产阶级右翼代表帝国主义利益，和封建势力勾结起来，看清了这些欧化绅士和市侩文人的嘴脸后，鲁迅毫不留情地给予了口诛笔伐。

当时就有资产阶级文人对学生运动泼冷水，徐志摩说，“打倒帝国主义”是什么“时行的口号”，是什么“分裂与猜忌的现象”。陈源又嘲笑群众的喊打而不敢动手为“怯懦”：“打！打！宣战！宣战！这样的中国人，呸！”

鲁迅愤慨地指出：群众的喊打而不打诚然是“怯”的，但是，“远远地”站着向群众头上吐“唾沫”，用这件事来“证明着中国人该被打而不作声”，却实在是超乎“怯懦”的“卑劣”（《华盖集》）

面对刘和珍与杨德群两位女学生惨遭屠*，陈西滢除了悲悯之外，更为了自己的立论，减轻学生的革命热情和冲动，把她们的死当做是一种无谓的死亡。还说些“我们只觉得这次闹得太不像样了。”这样的“闲话”。

这对已经出离愤怒的鲁迅来说，当然是不可饶恕的！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纪念刘和珍君》

更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人又出面提倡所谓的“中庸之道”，在学生运动逼迫段祺瑞政府下台时，周作人和林语堂提出“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鲁迅却主张痛打“落水狗”，他明白一般的斗争方式不足以对付统治阶级的暴戾，“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充分地表现了一个革命者最坚定的立场。

在纪念刘和珍君的文章中，鲁迅就对这些所谓的“正人君子”“欧化绅士”和那些打着“正义”“公理”旗号的“和事老”比作下劣的流言家，对他们深恶痛绝，与他们泾渭分明，直到死也不与他们和解！

五四落潮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一再分化，鲁迅却一直坚守着阵地。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來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

——《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

作为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可以说鲁迅站在阶级分析和革命的立场上，对一切阻碍革命文学事业、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的思想都敢于斗争！

今天，很多学生对课本中的鲁迅并不买账，一是内容确实难以理解，二是课本有塑造一种“沉闷感”，当然这也是不理解鲁迅思想带来的。

不过，从《朝花夕拾》入手，先了解又暖又有趣的周树人，刷新大家对他的沉闷感，再去深入了解这个在新文化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你会发现周树人其实很暖很可爱，鲁迅真的很苦闷很孤独，却又很坚定很伟大，他们既是同一的，又代表了人生不同的阶段和经历。

可以说，从周树人到鲁迅的过程，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探索救国之路的一种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