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一个可诅咒又可爱的纪念日子。是宣传博爱以身殉道那个犹太胡子的诞生日，是云南反对帝制起义的纪念日；但是，这对于我这样一个流浪无所归宿的人算一回怎么事？世上佳节足以寻娱乐与追怀的于我总无分了！我要乘这人生静寂的深夜来痛哭一场。自然，我眼泪不是为那被钉死的犹太人而出；也不是抚今追昔为时事而出，我是哭我自己，二十年前这一天，正是我与这又光明又污秽的世界初次接触呢。”
没有人听到这哭声。1924年12月25日，过去一个世纪中并不重要的一天。天气多云有风，最高温度六度五，最低温度为零下七度四。对关注国事要闻的人而言，这段时日最重要的大事，便是南方革命政府领袖孙文扶病北上和国民会议的召开可以终结军阀内讧和南北对峙的战乱危局，将久违的和平还给这个国家，但张作霖麾下奉系军队的大举南下，又为这一愿景蒙上了令人忧虑的阴影。不过对北京的老百姓来说，走马灯似的政局变幻已经让人颇感到几分麻木，倒不如在这种微妙的气氛中继续自己的寻常生活更加要紧。
翻开这两天报纸的社会新闻，可以看到白塔寺庙会添了个新的表演，“有一极文雅之男子，年约三十余岁，手拉胡琴，旁立一年约二十余岁之少妇，大唱二簧，旁边围了许多闲人立听”。娱乐版的广告则告诉喜爱追逐时髦的摩登男女，北京最属繁华的真光剧场，特别举办歌舞大会，并加演“著名惊险趣剧《错中错》”。夜场全开，保证让来宾乐而忘返，不知黎明既至。
1920年代的老北京，图片出自孙福熙著《北京乎》，开明书店，1927年版。
然而，人类的哀乐并不相通，无论是国事的忧虑，还是街市的欢愉，都与这个痛哭的少年无关。他名叫沈从文，来到北京已经一年有余。一年前的秋天，当他从湘西小城保靖，走了19天的路程来到北京时，内心定然像许多初来大城市的少年一样，满怀对未来的愿景与畅想。北京，五四运动的发祥地，新文化运动之都，文化的出产地，大师云集之所。少年心目中的北京，就像飞蛾眼中散发着浓烈光焰的火炬，以至于他没有嗅到那点燃焰火时散发出的浓烈的硫磺味。
一连串无情的敲打，在过去一年里毫不留情地加诸在少年的身上。他原本打算来北京投考学校，但听说清华“未公开招考，一切全靠熟人”，报考北大等国立高校又相继失败，唯一发来录取通知的中法大学，却因交不起28元膳宿费而被迫放弃入学。
钱，是在这个大城市能存活的唯一凭证，而沈从文恰恰缺乏的就是这个凭证。他在北京的朋友们也同样一文不名，他们大都和自己一样，怀揣着一份拥抱新文化运动的热望，来到这座城市，却发现自己成了困在华丽蛛网的小虫。钱财的匮乏像蛛丝一样勒住了他们的喉咙，让他们在饥寒的边缘艰于喘息：
“这偌大一个都会里，城圈内外住上一百五十万市民，他从一个人所想象不到的小地方，来到这大都会里住下，凭一点点过去的兴趣和当前的方便，住下来学习用手和脑建设自己，对面是那么一个陌生、冷酷、流动的人海。生活既极其穷困，到无可奈何时，就缩成一团躺到床上去，用一点空气和一点希望，代替了那一顿应吃而不得吃的饭食。”
恰如沈从文为这篇小说所起的标题《生存》——生存对一个没有依傍的北漂少年来说，是如此艰难。沈从文与他的北漂朋友们，就像聚拢在一起的萤火虫，只能靠着自己微弱的荧光彼此取暖。但这荧光如此微弱，以至于有时不得不看着身边同伴的微光在蛛网上渐就涣灭。
初来北京22岁的沈从文。沈从文一直对自己的年岁不大关心，他写作这篇日记时说自己是20岁，但其实是22岁。师春雷绘。
在小说中，沈从文提到了一位年轻的好朋友，“回来就病倒了住在忠会公寓里，烧得个昏迷不醒。我们去看看他去。这是我们朋友中最好的最能*一个，不应当这样死去”，但是仅仅是因为没有钱，朋友们无法将他送进医院，只能躺在硬板床上发着高烧。《生存》里没有讲到这位生病朋友最终如何，但在另一篇小说《老实人》中，沈从文以一种无奈而平淡的语气，讲述了这位年轻好友的命运：
“果若是当时有一百块钱，能早入稍好的医院半月，也未必即不可救。果能筹两百块钱，早离开北京，也未必即把这病转凶。比一百再少一半是五十，当时有五十块钱，就决不会半个月内死于那三等病院中！这数目，在一个稍稍宽绰的人家，又是怎样不值！把‘十’字，与‘万’字相连缀，以此数挥霍于一优娼身上者，又何尝乏人。死去的梦苇，又哪里能比稍好的人家一匹狗的命！”
一个如此鲜活的理想，便如此悄无声息地在蛛网中涣灭了。
“努着力，作着口喊什么运动的名士大家所不屑真为的工作，血枯干到最后一滴，手木强，人僵硬，我们是完了”，但哀叹只能是哀叹。为了活下去，还要继续努力去讨生存。纸和笔，对于北漂少年来说，或许是最廉价的投入成本，但每个字，都是从自己越来越困乏的身体中榨出来的，“我为了一个很远的希望努着力作，成天写。若是把成天写的去成天卖，五毛钱一千也罢，一天写三千，我可以得四十五块一个月了。照我生活情形来看有了四十五块钱已不必受穷。”然后等着或许自己的文字会出现在版面上，可以得到几块聊以度困的稿费，但成本并不能得到相应的回报：
“可是今天送去的，明天这稿子退回，在附加的一张纸上说：这个，用不着，像是不合时代精神了，来一点别的吧。退回的东西我是没勇气来把它处置到我房中的。我脾气是虽有着那种呆子自信，然而一到别处退回这东西，我却除了用一种愤愤的神气在这神气下把它扯碎以外，简直真找不到较好的方法了。”
失落是惯常叩门的，北京的文坛是远非外面看到的那样开放。尽管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们总是摆出一副关心青年的姿态，谆谆劝勉并且也有力为沈从文这样的有志向学的青年人撑开一面庇荫伞。但这些占据了各大高校讲坛的文坛前驱们，已经和报馆的编辑们结成了一个个文学小团体，报纸副刊和杂志常常是自己和同仁发表作品的私人领地，他人不得染指。这个实则排外的小圈子，假如无人代为引介便不得门径而入，不仅稿件无法发出，甚至还会受到无情地嘲弄和羞辱。多年后，沈从文依然记得执掌当时北京发行量最大的《晨报》副刊的主编、鲁迅的好友孙伏园，在一次编务会上，把一大摞他寄来的未用稿件连成一长段，摊开后说：“这是大作家沈某某的作品！”说完后，“扭成一团，扔进了字纸篓。”
“衣袋中的铜元已到不能再因相撞而发响的数目了，本应再写一碰命运的信到陈先生那里去探探门房——他曾答应为我绍介一个湖南同乡的门房——的事情弄妥没有，再不然，便合再老起脸到郁先生处看看风色，但是，果真要拿这一枚双铜子买了半分邮花凑足剩下那半分去发信，明天可就无法进那又温暖，又不怕风，又不吵；又不至于像公寓中那么时刻听到老板娘大声大气骂儿子叫媳妇的老枭般声气，又有茶；又不至于像公寓中喝要开不开的半温水，又不……的图书馆了。”
在11月29日的日记中，沈从文如此写道，他困顿已极，而疾病也恰当其时地不请自来，他病了，流着鼻血，但为了生存，也为了那个已经渐行渐远的希望，他继续写着，钢表上映照出他瘦小的脸子，“的确，两个眼睛都益发陷进去了，胡子是青了硬了，脸上哑白颜色正同死人一样，额角上新添了一道长而深的皱纹”——但他这一年实际年岁只有20岁。他还是个少年，他也有生日，在无人理会的角落里，他度过了自己的生日：
“二十岁，不错，二十岁了，孩子的美丽光明的梦，被我做尽了！黄金的时光，被我浪费完了！少年的路，我已走得不剩什么了！时间在我生命上画了一道深沟。我要学二十年前初落地时那么任意大哭：虽然不能把我童年哭回，但总可以把我二十年来在这世界上所受的委曲与侮辱一齐用眼泪洗去。”
如此悲伤，如此痛苦，如此被疾病和穷困摧残的20岁的年轻的身体，看着自己的好友在贫病交加中死去，看着如此多与自己一般的少年的梦想和希望悄无声息地沉沦在北京深夜的蛛网中。自己也不知在躺下后，会不会睁开眼睛，看到第二天的太阳。
沈从文1924年12月25日的那个梦，终于发表在了1925年1月19日的《晨报副刊》上，标题《遥夜》。这是他在报纸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但他当时连买一份《晨报》的三分四厘钱都没有了。巧合的是，这篇文章发表的那天，正是阴历的十二月二十五日。
可是，至少，这个少年还有梦：
“我似乎不能上这高而危的石桥，不知是哪一个长辈曾像用嘴巴贴着我耳朵这样说过：‘爬得高，跌得重！’究竟这句话出自什么地方，我实不知道……我又仰了头去望空中，天是蓝的，蓝得怕人！真怪事！为甚这样蓝色天空会跳出许许多多同小电灯一样的五色小星星来？它们满天跑着，我眼睛被它光芒闪花了。”
这是梦，或许会像许许多多的梦一样，醒来之后被遗忘。但这梦终会让世人见到。世人将来也会知道，在一个世纪前的遥远的夜晚，一个叫沈从文的少年，做了一个如此美丽而忧伤的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