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虽然在案件的起因上有责任，但其人格权、健康权、生命权仍受法律保护。丈夫本应通过正常途径处理夫妻矛盾，但其无视国家法律，不顾近二十年的夫妻情分，当着两子女和妻子父母之面羞辱妻子，并使用多种工具长时间对妻子进行毒打，将妻子折磨致死，从其本人的供述能够证实其主观恶性极深，从法医尸体检验鉴定及照片直接反映出其犯罪手段凶残程度令人发指，情节特别恶劣，后果极其严重——

被告人耿某某与被害人吴某12系夫妻关系。耿某某经常在外打工。2019年1月26日中午12时许，被告人耿某某家中，翻看吴某12手机时，发现吴某12与微信名为“爱之语(张某)”之间有相互转账记录，并有暧昧的语言交流。耿某某怀疑吴某12与他人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先后使用炕刷、皮带等物品对吴某12实施殴打。2019年1月27日上午，耿某某带其妻及其儿女到岳父家述说此事后，于当日下午返回家中。耿某某又得知吴某12之前还给过张某5000元现金后更加气愤，于是又持木棍、皮带等物品对吴某12再次实施殴打。耿某某的多次、持续殴打行为致使吴某12臀部、大腿后侧大面积淤青，腰部、背部、面部均有不同程度损伤。当晚，魏某到耿某某家，发现吴某12呼吸微弱，魏某召集亲属将吴某12送至卫生院，未及抢救已死亡。同日，被告人耿某某在亲属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经鉴定，吴某12全身软组织广泛挫伤、皮下组织严重出血，多器官淤血、水肿和出血。在剧烈疼痛、精神极度紧张等因素作用下，导致呼吸、循环功能障碍死亡。

原审法院认定被告人耿某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

宣判、送达后，原审被告人耿某某以“原判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其辩护人提出“被害人有重大过错，对矛盾激化具有责任，上诉人主观恶性不深，归案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好，要求对上诉人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

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1月26日中午，上诉人耿某某外出打工回到家中，当晚翻看妻子吴某12手机发现吴与微信名为“爱之语(张某)”之间有相互转账记录和暧昧语言交流。耿某某怀疑吴某12与他人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先后用家中扫炕刷、皮裤带等物品对被害人吴某12实施殴打。次日上午，耿某某带吴某12及儿女到岳父家向岳父母诉说吴某12出轨一事让吴当面下跪，并打了吴某12两个耳光，下午全家人返回家中。耿某某又发现吴某12还给过张某5000元现金后更加气愤，持木棍殴打吴身体将木棍打断吴倒地后，又继续用皮带对吴某12头部、身体等部位抽打，并用自己的鞋打吴的头面部，致吴某12头面部和全身均有不同程度损伤，耿某某打完吴某12后到其哥哥耿某1家讲述吴某12出轨一事，耿某1的妻子魏某到耿某某家发现吴某12呼吸微弱，便给耿某1打电话，当晚8时许，耿某某与亲属将吴某12送至卫生院，经医生检查吴某12已经死亡。耿某某将吴某12的尸体拉回家中，在亲属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经鉴定，吴某12全身软组织广泛挫伤、皮下组织严重出血，多器官淤血、水肿和出血。在剧烈疼痛、精神极度紧张等因素作用下，导致呼吸、循环功能障碍死亡。

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耿某某因夫妻矛盾对妻子吴某12连续两天持械殴打并致其死亡，其行为已构成了故意伤害罪。案发后，上诉人耿某某主动投案，并供述主要犯罪事实，系自首。上诉人耿某某提出原判量刑重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害人有重大过错，对矛盾激化具有责任，上诉人主观恶性不深，归案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好，要求对上诉人减轻处罚”辩护意见。经查，原审判决已经认定被害人在案件起因上有一定责任，本案属于家庭矛盾引发，被告人有自首情节，原审法院在量刑时已经充分考虑了上述情节。本案中，被害人虽然在案件的起因上有责任，可其人格权、健康权、生命权是受法律保护的。上诉人本应通过正常途径处理夫妻矛盾，但其无视国家法律，不顾近二十年的夫妻情分，当着两子女和被害人父母之面羞辱被害人，并使用多种工具长时间对被害人进行毒打，将被害人折磨致死，从其本人的供述能够证实其主观恶性极深，从法医尸体检验鉴定及照片直接反映出其犯罪手段凶残程度令人发指，情节特别恶劣，后果极其严重，故上诉人耿某某提出原判量刑重及其辩护人提出上诉人主观恶性不深，要求对上诉人耿某某减轻处罚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原审法院根据上诉人耿某某的犯罪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及犯罪后的表现作出的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