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先生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把从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这段时间合起来称为我国学术思想上的"全盛时代"。认为诸子百家的勃兴，不仅是我国"学界"之大观，也是"世界学史之伟迹"。

梁启超

在诸子百家中，墨家和儒家被并称为当时的"显学"，墨学被认为是那时候唯一能够与儒家抗衡的学派。但是，曾经如此强大的墨家，却在汉代之后就迅速在我国历史上"失声"了，直到清代，考据学兴起，才被孙诒让等学者从故纸堆里巴拉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呢？

想要了解墨家的思想，就不得不与它的死对头——儒家的思想主张对照着看，因为墨家的主张，都是针对儒家提出的。

首先，墨家思想的核心，是针对儒家的"仁爱"而提出的"兼爱"。众所周知，儒家提出的仁爱思想，是建立在"亲亲"基础上的有等差的爱。而在墨家看来，战国时代的诸多战争，使得人们流离失所，都正是因为这种"有差别的爱"引起的对他人的攻击性所导致的。因此，墨家提倡无等差的"兼爱"。如果每个人都像爱自己一样爱他人，那么每个人都能同时获得其他所有人的爱，也就不会产生嫉妒、仇恨和争夺乃至战争了。

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墨子·兼爱上》

在此基础上，墨家又提出"非攻"来保证兼爱的实施，也就是取消战争。因为在墨家看来，战争是那些贵族为了争夺利益而挑起的，却无辜牵涉进了大量平民百姓，是非正义的。因此，要终止战争，就必须取消贵族的身份。当所有人的身份相同时，人们也就不会为了上下等级之间的身份差异所带来的利益差别而产生矛盾，因此墨家提出"非攻"的同时，提倡"尚同"，也就是取消礼乐的规定所带来的各方面的不平等。

国家发政，夺民之用，废民之利，若此甚众，然而何为为之？——《墨子·非攻中》

同样以儒家思想为参照，凡是儒家提倡的，墨家都坚决反对。比如儒家讲"天命"，墨家便提出"非命"；儒家提倡以音乐来陶冶人的情操，墨家则认为音乐是奢侈且不必要的东西，因此"非乐"；儒家认为人死后要厚葬，墨家则站在平民角度指出，"节用"、"节葬"显然比"厚葬"更有利于活着的人，有利于生产活动……

圣王为政，其发令、兴事、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墨子·节用上》

说到底，儒家传承西周以来的王官学传统，致力于以积极的作为，恢复西周曾经行之有效的封建秩序，以达到社会的稳定；墨家则从社会底层庶民的视角出发，希望能够彻底消灭造成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也就是与宗法制相配套的礼乐制度。如今，两千多年过去了，我们依然能够在儒、墨之间闻到浓浓的火药味。

墨家在战国时期曾经显耀一时，然而，不但在战国时期，墨家和儒家一样没有获得统治者层面的有力支持，到了汉代儒家被定为一尊之后，墨家竟然从此在我国历史上沉寂了一千多年。没有人读他们留下来的著作《墨子》，更没有人了解他们的思想。究其原因，主要大概有以下几点：

首先，墨家思想完全站在统治阶级的对立面，因此统治者不会也不可能将其作为"治国良方"予以采纳。尽管墨家被现代人称为"功利主义者"，但他们的功利，是站在平民的角度，去衡量如何能够使整个社会总体的利益达到最大化。他们的主张，无论是兼爱、非攻，还是节用、节葬，甚至尚贤、尚同，其宗旨都是彻底抛弃封建制度，无一不对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和通过发动战争所能获得的巨利构成严重威胁。试想，假如一个平民对一个贵族说，我要消灭所有贵族，这个贵族敢出手帮助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