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体现郭梁二人的矛盾中，徐改霞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联结点。一方面，郭振山说服她去考工厂进城市，为工业化做贡献，代表着走国家工业化道路，而梁生宝则代表着留在农村，走农业合作化道路；另一方面，郭振山指出的这条路代表着改霞选择工作，而梁生宝对于改霞的吸引力则使得她想到爱情和生活。

另外，郭梁二人本身对于农业合作社的态度的不同，也在改霞这样一个追随者（对郭振山的崇拜）和爱慕者（对梁生宝的热烈感情）身上有了交融和碰撞，改霞一边对郭振山充满着崇拜甚至于盲目追随，因此不免对生宝的互助组事业有所怀疑；另一边却因为生宝是自己的心上人，而充满着信任与鼓励，因此，如此对立割裂的分野在改霞一人身上显露出来，无疑是将郭梁二人放置在了针锋相对的位置，使其不同的道路显现的更加明朗，也更加明确改霞这一形象在衬托郭梁二人这一任务上不可替代的地位。

郭振山是改霞心中的理想信念之代表，一方面因为改霞个性天真淳朴不谙世事,“还没有足够的知识和经验，还仅仅看见共产党员的称号光荣，而不能识破个别有着这个光荣称号的人，内心的想法和隐秘的活动，和称号不相符”，另一方面也因为“改霞和郭振山的历史关系，使她怀疑不到代表主任有不好的心眼”。这也是改霞的一个巨大的弱点。同时我们可以说，这恐怕也代表着当时农村一大批青年的缩影：追求进步，拥有无限热情，但却缺乏基本判断力，听风就是雨，想要投身于国家发展，但却在盲目轻信之后陷入困惑。

• 青年女性成长的图谱

秀兰、素芳与改霞共同组成了《创业史》中的女性图景，三者的一一对应关系我们可以表述为女性的湮灭、幻灭与生长。

秀兰作为早早就许配给别人的儿媳，在去婆家之后便消失在读者的视野。秀兰与她母亲、她婆婆，共同成为同一个女性形象，那便是无法突破中国传统桎梏、扮演传统女性角色、生儿育女为婆家卖力卖命、失去个人鲜明形象的无名女性，她们是不需要自己独特姓名和形象的，因为延续着同样的生命轨迹，注定被湮灭在滚滚历史烟尘中。一个“秀兰”，可以是“女儿”、“儿媳”，也是“母亲”、“婆婆”、“祖母”，她是未能从传统男权社会中走出来的牺牲品，没有幸福与不幸，只有麻木，和无法留下任何痕迹的宿命。

素芳也是传统男权社会的另一牺牲品，她比秀兰更不幸，她在公公、丈夫的鞭打下，全然丧失了作为人的尊严，她的生命完全无法掌握在她自己手里。孤立无援的时刻她寄托希望于生宝，当生宝毫不留情地呵斥她后，她最后一丝向外求助的链接也被斩断，她渴望爱却无处寻爱，她渴望尊严却全然没有尊严，最终她选择在姑父姚士杰的蹂躏下苟活，走向了无可挽回的自我幻灭。这是传统社会践踏女性的象征者，是女性悲剧的代表。

而与此相对比，改霞则完全成为女性意识的自我生长。她有自己的独立思想，打破传统，先进而光荣，是女性对这个世界的初探。她注重“思想”，忠于思考，虽然有时过于迷信组织领导，有时又摇摆不定，但她的自主性进步性是不可否认的。她的确有很多不成熟，但这不成熟时是可以被理解的，也正是这一些不成熟，使得她成为完整的立体的可爱的新女性，更突显出柳青对这个形象的偏爱。

与秀兰素芳这两个不同，刘淑良作为生宝最终选定的妻子，身上同样兼具着不输改霞和生宝的进步气质，甚至于更突出。淑良是继改霞之后登场的又一闪耀夺目的女性角色，如果按照柳青的创作计划，“改霞的任务在第一部里已经差不多完成了”，那么刘淑良则成为后面三部中频繁登场的女主角，成为蛤蟆滩上的另一焦点。

淑良和改霞的对比，也是常常被人提及的。很明显，改霞和淑良具有相似的个性和命运选择，她们都是努力挣脱了旧式婚姻牢笼，顶着巨大的压力，成为了自己命运的主人。然而她们二者不同的是，改霞仍然幼稚天真，淑良却已然老练沉稳，改霞由于自身知识水平和对国家大势了解的限制，仍停留在被动盲目的阶段，而淑良已经完全明确自身所匹配的道路。另外，改霞最终在种种原因的合力促成下投入了国家工业化的洪流，淑良则始终确信并领导着农业合作化运动。

尽管蛤蟆滩的普遍风气甚至于梁生宝都在二者的对比中普遍认为淑良远超过徐改霞，具备种种后者所难以企及的品质，但仍然不能说改霞的存在是为了让她极尽瑕疵来衬托刘淑良的完美契合。相反，改霞应当代表着一种试错和不成熟，代表着农村普遍进步青年的成长，代表着不同道路的选择，也体现出过渡时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不应受到苛责。

改霞为什么没有跟生宝走到一起，这里面有众多阻力。

• 梁生宝将农村建设事业放在首位，爱情必须让路

徐梁二人的爱情走向终结有很多原因，其中与梁生宝“在党”是脱不开干系的。当改霞热烈地计划着与生宝第一次谈话的时候，生宝却有些发慌，害怕被别人看见两人在一起而产生不好的影响，而使自己的威信受损：

“他的威信不够，为了能够办好党交给的事业，必须尽力提高自己在群众中的威信，使群众跟着走的时候，心里很踏实。”

梁生宝作为蛤蟆滩的一员干将，自然承担着比旁人更多的责任，又因为自身资历尚浅，如要令人信服，的确需要处处注意。然而通过这个细节也不难发现，生宝是将自己的爱情完全贡献给了农业合作化的事业。他的“在党”，使得他们家出现了作品开头梁三老汉的哭号，认为他不创自己的家业而为了一群非亲非故的旁人卖命，这固然是梁三老汉自己的认知局限所致，但也不难解释为什么生宝会将爱情置于党和人民的发展建设之下。自己家的光景暂且不顾，又谈何心思来恋爱呢？这是个人生活与党和国家的发展建设工作的矛盾，也是作者为生宝设置的重要个人选择。

另外，作者安排改霞以及徐梁爱情走向终结的其中一个重要目的，还意在以此衬托梁生宝为党和国家事业无私奉献的“创业时代人民领袖”的角色。“共产党人的理智”每一次在情感的重要关头都占了上风，他甚至于丧失了普通人对于平常生活细碎的热爱，而将互助合作建设视为自己的生命：“灯塔社要是不办，我梁生宝也活得没一点意思了！”

因此，他对于爱情的冲动和生活的选择，都让位给了他所在的农村建设，他不能让家庭事务成为他的绊脚石和建设道路上的偏差，于是他难以思考、不愿揣度婚恋问题本身和改霞的态度变化、也不想耽误时间，而将一切都划归为以党和国家的发展建设工作而服务为前提。那么不难想象，这是他和改霞的爱情走向既定结局的必然。因此，为了描摹好梁生宝奉献为公的“领袖”一角，作者不得不安排改霞的出走和其爱情的流离。

• 旧思想的阻碍与家长的反对

徐母的态度也是促使徐梁爱情走向终结的原因之一。在郭振山向改霞和徐母讲述了关于支持改霞考工厂的建议之后，“代表主任的形象在改霞妈心目中更高了”。而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位心中认可的领航人，再加上改霞和生宝在此之前受到的一些闲言碎语的影响，老婆婆很自然地产生了对两位在党领导者的不同意见，也很容易做出亲近郭代表而鄙弃梁生宝的决定，她甚至觉得“她喜愿改霞离开她去住工厂，就是怕她和梁生宝好”。

这当然是非常狭隘的眼光。当郭振山逐渐失去掌控能力，梁生宝逐渐取而代之后，徐母又因为与女儿分隔两地思念心切，不断释放出“当初就不应该听信郭振山的话让改霞去考工厂”这样的信号，甚至于两家的邻里关系都因此收到了极大的打击。然而这终究是不可挽回的结局。徐母在此之前对于郭主任的迷信态度和对与梁生宝的站不住脚的不满共同对改霞的爱情和职业选择造成了影响。

• 徐改霞和梁生宝的个性使然

在改霞的心理选择中，她也将爱情置于社会主义建设之下，这一点其实与生宝是不谋而合的。然而不同的是，改霞认为农村的社会主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达到，在自发势力如此厉害的情况下，改霞极为局限地表示自己看不到互助组的未来，而为了尽快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她有理由“奔城里的社会主义”。

诚然，改霞对于爱情的看法在当时是极为进步的，她能够跳脱出生儿育女围着锅台灶台磨台打转的封建传统女性认知，本身已经非常可喜。这与她本人的进步思想有关，也与当时的社会环境难脱干系。

在当时，“郝建秀”式的女青年已经成长为社会进步的先锋，1951年7月，中国纺织工会主席陈少敏在青岛主持召开了全国纺织厂细纱工作暨推广郝建秀工作法现场会，会上，陈少敏高度评价郝建秀工作法。会后，《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各大媒体都作了大量报道。9月和10月纺织部两次发出通知，要求全国纺织企业学习推广郝建秀工作法。全国有400多家纺织企业立即掀起了学习郝建秀工作法的高潮。在这样的环境下，改霞受到了鼓舞：

“她从画报上看到过郝建秀的形象，她就希望做一个那样的女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