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宋明两朝台院，监察百官可凭借风言风语弹劾不法，御史们纵然是听信谗言，也不会被定罪。可在唐朝，皇帝明令禁止诬告，这虽然无法让朝廷达到“水清”的程度，却让御史台有了更强的话语权。

殿院设殿中侍御史九人负责，“列于合门之外，纠离班、语不肃者。元日、冬至朝会，则乘马、具服、戴黑豸升殿。巡幸，则往来门旗之内，检校文物亏失者。”在殿院严格管理下，廷殿仪式、朝中例会从不出错。

察院设监察御史十五人，负责监察京城之外的州府官员，相当于《庆余年》中监察院的四处。察院对地方官员的考察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考察为官者人品，孰善孰恶，为恶者不再启用；

第二考察为官者在为政期间百姓户口流散情况，探查徭役情况；

第三考察当地百姓生计；

第四考察当地是否有不务事业的奸滑盗贼；

第五考察为官者的才华，看他能否堪当大任；

第六，探察当地是否有“黠吏豪宗兼并纵暴、贫弱冤苦不能自申者”。

经此六项探查，察院将为官者学识品行、当地百姓生活情况等一并掌握，客观上也提高了地方官员处事的积极性。

唐朝御史台原有监察弹劾百官与审讯的作用，但随着唐朝政权日渐腐朽，御史台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初始时，御史直接向皇帝弹劾官员，可后来却渐渐加入进状、关白等步骤，将弹劾一事程序复杂化。

唐中宗时，御史弹劾的“状纸”必须经过中书门下的审核，他们的工作不再具备独立性和隐私性。御史台中的官员品阶不高，纵然是御史大夫，也仅仅是从三品。如监察御史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官员，也仅仅是正八品。

虽然品阶不高，但是这些监察官员的任选标准却很高，在很大程度上比较重视个人品质和为人处事。

《唐会要》曾有详细记载：“所取御史，必先质重勇退者”。

除了任选标准高之外，社会地位和朝廷赋予的职权很大。唐朝时，中央权力系统主要由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御史台所构成。为了维护品阶不高的御史台各级官员的社会地位，唐朝甚至专门制定了相应的措施。

《唐会要卷四十》里有详细记载：“御史宪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当*即*，当流即流，不可决仗，可*而不可辱也。”

上文说到过，监察官员的品阶不高，但毕竟属于中央权力系统，所以，职权其实相对而言，还是很大的。唐朝的监察官员拥有独立弹劾权，尤其是在唐朝初期，监察官员可以自由地弹劾任何人。即使从属于御史台机构，但弹劾时则不用通过上级批准。《通典·职官六》里就曾记载着一件事：

唐长安四年，监察御史肖至忠弹劾宰相苏味道后，御史大夫李承嘉曾责之曰：“近日弹事，不咨大夫，礼乎？”肖至忠却答曰：“故事，台中无长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各自弹事，不相关白。若先白大夫而许弹事，如弹大夫不知白谁也！”李承嘉无言以对。

大概意思就是说，御史大夫责备监察官员，为何弹劾之事，不与他汇报，这不符合礼仪。监察官员随即以“故事”反驳，说御史是皇帝的耳目，有独立奏事的权力。

但在唐玄宗时期，宰相专权出现，监察官员没有了独立弹劾权，出现了“进状”和“关白”的规定。直到唐肃宗上台，为了打击宰相专权，恢复了监察官员的独立弹劾权，废止了“进状”和“关白”等程序。

但综合来说，无论是朝中权倾朝野的大臣，还是穷乡僻壤里不入流的小官，都在御史台的监察之列。在这复杂的环节中，若皇帝不能知人善用，误用佞臣，那他这居庙堂之高之人，必然会受到蒙蔽。

御史台中，察院与地方官员联系最为密切，若他们收受贿赂，伪造功绩，将皆大欢喜的成绩呈递给皇上，那受苦的终究还是天下百姓。

安史之乱后，唐朝官员争斗之风日盛，寡廉鲜耻的观念变的淡薄，此时独立于朝廷的御史台，倍受狼狈关注，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谁又能禁得住诱惑？御史不再是公正的官员，他们逐渐被环境同化，有的与权臣沆瀣一气，谋取利益。有的插手皇位之争，恶意弹劾异党。有的胆小怕事，不再直言不讳。仍旧保持当初那份浩瀚之心者，少之又少。

《庆余年》中，监察院是皇帝的耳目，不容许任何人插手。而唐朝的御史台，是皇帝监察百官的门户，两者建立之初的目的，皆是为了维护百姓。

但监察院逐渐变为陈萍萍手中的利刃，御史台变为大臣们打擂台的战场，纵使陈萍萍与庆帝多谋善断，也还是让长公主在监察院中安*自己人。

在这场乱世中，无论是监察院还是御史台，都无法做到独善其身。

参考文献：《史记》、《唐六典》《唐会要》《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发展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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