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给出的理由是“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逸周书》的解释是“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史记》的说法是“蚩尤最为暴，莫能伐”，“蚩尤作乱，不用帝命”。

上述史书，无一例外地都受到了“正统”观念的影响，将蚩尤描绘成一副残忍、暴乱的形象，所谓成王败寇，蚩尤被*的理由仅仅是因为“造反作乱”。

显然，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黄帝作为“外来户”，并非是蚩尤的主君，在取代炎帝地位后，对于“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黄帝通过战争手段来获得共主地位，遭遇抵抗是自然的。那为何以炎帝为首的抵抗者都未被*，唯独蚩尤要被残*呢？

其次，就在蚩尤死后，天下再次动乱，黄帝不得已“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殄伏”。而流传后世的文化习俗中，一方面是对蚩尤“恶”的结射，另一方面却是对蚩尤的崇拜和信仰。

苗族对祖先蚩尤的尊崇自不必说，除此之外，在华北甚至是日韩都有着把蚩尤作为兵主神崇拜的习俗，贵州、江西、湖南的傩戏都有祭奠蚩尤的目的。西汉的《盐铁论》还把蚩尤和汤、武相提并论，把汉代名将卫青逐匈奴之事比作蚩尤之兵。

这种一边举到天上、那一边却踩到地下的矛盾现象，恰恰表明蚩尤绝非是欺凌万民的暴虐者，否则绝无理由受到后世尊崇。

后世史书的记载，都受到了华夷观、正统观的影响，加之炎黄时代的记载十分模糊，以至于我们甚至无法准确得知黄帝和炎帝的生存年代，更难从中清晰的梳理出蚩尤激怒黄帝的真正原因。真相，还需要从考古发现中去寻找。

上文提到，涿鹿之战是镌刻在华夏先民记忆当中的大战，这场战争必然给当时的先民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因而才能口口流传至今。

考古资料显示，公元前3000年左右是龙山文化取代仰韶文化的分期界线，值得注意的是，仰韶文化以红陶为主，尚红（炎帝又称赤帝，同样尚红）；而龙山文化以灰陶为主，尚黑。

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之间没有直接继承关系，存续2000余年的仰韶文化是被龙山文化取代的。在仰韶文化时期，我国先民结束了渔猎生活，进入了相对稳固的农耕阶段，在公元前5000年前后的文化遗址中，石制耒耜和骨铲大量出现，印证了史*载的“神农因天之时……制耒耜，教民耕作……故谓之神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