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的学生时代
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相继去世，祖母是我唯一最亲近的人。我家祖上是官僚地主，家中有土地，分给我的一份由祖母来经管，而我就是这土地的唯一合法继承人。
祖母出身自一个中农家庭，人很勤劳，也很能干，她希望我成为一个读书人，于是就把我送到私塾去背四书五经。可我并不是那种老实、死板的孩子，我感到枯燥无味，经常调皮，不好好背，所以经常受到先生的处罚，不是挨打，就是罚跪。在我16岁那年，祖母拜托我的伯父送我到开封去念中学，打这以后，我便开始了独立生活。
开封二中是我的母校，就在这里开始了我的青年时期。我的心智与活力冲破了幼年的硬茧，开始观察世界，认识世界。记得那时我就被北京大学办的《新青年》、《新潮》等杂志上鲁迅、李大钊、陈独秀写的文章所吸引，他们的进步思想从小在我心目中扎了根。当我的母校掀起五四运动的时候，我也积极地参加进去，从事了反对军阀、反对内战、反对帝国主义、抵制日货的宣传和组织农民协会等工作。当时曹靖华同志也在这个学校，他是五四运动的发起人和*之一。
民国十年，也就是1921年，我考进了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系预科。记得那时校长蔡元培主张兼容并纳，所以北大的教授中各种思想的人都有。但是我所崇拜的和印象最深的还是具有进步思想的先生。
郑奠是我的文法老师。有一次在他的课上，我写了一篇描写私人感情的小说，他认为可以推荐，于是就交到了鲁迅先生手中。鲁迅先生曾对我这不成熟的第一篇作品提了八点意见，让我修改，并介绍我读《新青年》、《新潮》和文艺期刊《语丝》。
鲁迅先生给我们讲《中国小说史略》课。他为了团结青年学生参加战斗，又办了《莽原》杂志，鼓励同学们写文章投稿。通过几次谈话，我对鲁迅先生有了了解。
一天，我和几个同学走进鲁迅先生家中，看到一向不抽好烟的鲁迅先生，桌子上却放着大包的“船”牌好烟，而且看样子，他已经一连抽了好多支。我们好奇地问他怎么抽这么好的烟了，他充满风趣地回答我们说：“我是在战斗，需要抽好烟。”在以后的谈话中我们才知道，就在昨天，鲁迅先生被章士钊解除了录事的工作，因为他批判了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杂志上的文章，这是被人们称为“老虎”的杂志。
同学们最爱听鲁迅的课。每逢他讲大课，总是座无虚席。他讲课内容丰富，倾向性强，富有战斗性。反动的教育部对他十分注意，经常派人来监视他讲课。记得一次我们正在听课，忽然门开了，进来好几个教育部派来检查课的人。鲁迅先生一看便知这是些什么人，于是他开始眼望天花板在讲台上来回踱步，不说一句话，持续了四五分钟，同学们见此情景也便明白了这些人的来势，“嗤——嗤——”的轰人声在课堂里四起，这些检查大员见势不妙只好开门溜出去了。鲁迅先生看着溜走的人大声说：“还没检查，怎么全走了？”鲁迅先生战斗的姿态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学校办的《新青年》、《新潮》这些杂志上，我还经常被李大钊先生的著作所吸引。例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几篇文章，虽然我开始读时不大懂，但我是越不懂越想读。李大钊先生在学校是图书馆馆长，讲哲学课，他活动量大，虽不经常上课，但常在重要场合作大报告。记得在北大二十五周年校庆时，他刚从上海回来，作了一次报告，他谈到在外边经常听到工人和广大人民群众提起北大，说明北大已在广大群众心目中产生了影响，人民对北大的“大”字是寄予希望的，希望我们能够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各方面的利益。他的讲话是那样充满了正义感和号召力，使我很受感动。
1926年3月18日，我参加了冲击段祺瑞执政府的学生运动。这次行动中同学们受伤的很多。我虽没受伤，但也丢了帽子和一只鞋。这次事件之后，鲁迅先生离开了北大。李大钊先生也搬到了苏联商务办事处。
我在学校里失去了最好的老师指教，感到十分苦闷，看不清前途。于是我就到苏联商务办事处去找李大钊先生。他当时的处境已经十分危险了，他告诉我说北京已经无书可读，勉励我南下去参加革命。当时我还差一年毕业。就离开了北大去到上海，结束了我的学生时代。
二、工作、理想与革命
理想是青年人心中的光明，我也在追求这样的光明，我要做一个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家。但是我首先需要有个正式的工作才行。我在上海先后把我在1925至1926年写的小说收集成两个册子《斧背》和《病》出版。我曾把《斧背》寄给鲁迅先生一阅。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一文（见《且介亭杂文二集》）里对《斧背》谈到了他的看法，有批评也有勉励，对我后来的作品起到了指导的作用。
我在开封的一个朋友汪后之来信，让我到他那里在教育厅三科当编辑，我同意了。后来我才知道汪后之是我党河南省宣传部部长。他经常对我进行党的宣传和教育，让我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希望我为党的事业献身。在他的帮助下我越发地靠近了党组织。他愿做我的入党介绍人，就这样，在一个晚上，我们到一个小屋开会，墙上挂了一面列宁像，左边挂了镰刀斧头旗，我们五六个人就在这里宣誓，决心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出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宣誓后马上把列宁像和旗子收起来，又装作谈天的样子。这就是我入党的庄严仪式。我清楚记得那是1926年（编者按：尚钺先生自己的回忆，认为其入党时间在1926年，而据相关材料为1927年）。
入党后我为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积极分子去贴标语、散发传单。一次，反动教育厅长的荷包里也发现了传单，使他大吃一惊，但他始终也没查出是谁放的。
第二年，我到上海去泰东图书公司（编者按：准确名称应为“泰东图书局”）校订小说。回去后不久，蒋介石开始了“四一二”大屠*，我跑出来到了武汉，正遇郭沫若在武汉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任副主任。他介绍我在那里办报纸。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这里，就写信希望河南党组织给我把关系转到武汉。但汪后之来信批评我不该犯自由主义移动组织，催我回河南。我只好马上回去了。回去后参加了省委主办的刊物《猛进》的编辑工作。
三、就地枪决令
秋收起义开始以后，党派我到信阳豫南特委搞宣传鼓动工作，并担任豫南特委六大队工农革命军四支队的党代表。1927年11月，豫南特委扩大会议上决定在罗山县搞暴动，我是罗山县人，所以决定派我去。于是1928年的春节，我便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驻罗山县的国民党军队是任应岐的杂牌土匪军队，我刚回来没几天就被他们逮捕了。因为县城里有一些企图霸占我财产继承权的亲戚，他们以为我一定是在外边当官发了财，想勒索我的钱财，就和任应岐的人勾结起来逮捕了我。
国民党省党部知道我被抓住的消息之后，就给县党部发来“就地枪决”我的电报。电报局的张局长是我父亲生前的朋友，他马上通知了我的伯父尚蘅甫，让他花钱营救我。伯父尚蘅甫是县里的大绅士，又是医生，还是罗山县红十字会会长，他为了营救我花了两千多块钱设宴请客，请来了旅长赵青山和营长等一些重要人物。酒席进行当中，把我带去，赵青山当众把我训斥一顿，说我年轻轻的搞什么共产党，当时我一口咬定我没参加什么共产党。训斥之后让我坐在一旁等候。酒席一结束伯父就把我领走了。
在路上，伯父摸出银洋20元给我，并告诉我当夜务必离开罗山县，因为电报局的张叔叔已把电报拖了一天一夜，不能再拖了。估计电报一到县党部，当夜就又会来抓我。我拿了银洋暂避到一个远房妹妹家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天一亮，我就挑起水桶，妹妹拿着筐子装作去城外河边洗衣服送我出了城。我走后妹妹装作洗完衣服挑水回家的样子，马上去通知了我的爱人。因为我的爱人陈幼清也是地下党员，我的家就是个秘密联络点。
我出城后一直跑到我爱人娘家，在她家停了两天就听到了抓我的风声。我在内弟老三和老五护送下越出了河南边境，在湖北的花园车站上了去汉口的车，后又换船去到上海。
四、在杭州监狱
长时间的地下工作和游击生活使我劳累过度，患了肺病。我在上海泰东图书公司预支了稿费便来到杭州。我在这里的计划是边养病边等组织关系，同时为泰东图书公司写书。但由于我缺乏秘密工作的经验，在家信中暴露了我的地址，被家乡的敌人告密。1928年4月29日杭州国民党军警突然出现在我面前，说是他们的什么头头请我谈谈，就这样，我又被捕了。
“硬到底，也不一定不能逃出活命!”这句话是我在刚刚被关进国民党公安局拘留所时，一个早已在押，年约40、面色青黄的难友，乘看守不注意时对我说的。我十分急切地希望听到他能对我作出进一步的指教，因为我从他积劳成疾受尽折磨的体态，感到了他的坚毅不屈，但是看守盯得那么紧，使我不得机会和他说话。他大概是从我那年轻而没经验的眼光中感到了我的急切。夜晚，他乘看守稍不注意时，压低了声音对我说：“你的时间不多了，必须赶紧准备口供，必须尽量圆满，要自始至终不改!”说完他睡了。他的话使我整夜不能入睡，反复考虑着对敌斗争的口供。夜，是焦躁与不安的。
第二天上午敌人来叫我出去，但没想到竟带我到了一间客厅，桌上摆满了酒菜，说是他们局长请我吃饭。在座的有五六个国民党官员。他们开始对我进行恭维、劝酒，然后就是明显诱惑和收买的说辞。很明显，他们企图让我说出政治观点，还问我国民党和共产党哪个好哪个坏，但我始终说我不问政治，我是写小说的。狡猾的敌人看我不说什么就又对我劝酒，我借口不会喝酒拒绝了。他们的目的没达到，饭后又把我押回了拘留所的笼子里。
经过这第一个回合，使我感到他们没有确切的证据来鉴定我的共产党身份，增强了我对敌斗争的信心。但我也做了最坏的准备。一旦他们从河南调来了我的材料，就可能会*害我，请我吃饭只不过是审讯的开始。
不出所料，第二天我被带进了审讯室，由于我死不承认我是共产党，咬定我不过问政治，敌人仍毫无所获。敌人用老虎凳在两星期之内折磨了我三次，每次都直到我不省人事为止。
在第三次的审迅中他们拿出了掌握的材料，逼我承认我是一个*人部的部长，和一个姓苏的专搞*人勾当。这使我摸到了敌人的底，知道写信陷害我的人只是听了些浮夸谣言。于是我一方面强调有人看我父母早亡想谋夺我的田地；另一方面坚持强调没听说过哪个党有“*人部”的机构名称，也不认识姓“苏”的。因为我估计他们并不十分清楚我过去的革命活动，所谓“*人”指的是1927年冬我在信阳工农革命军六大队四支队任党代表时，地方苏维埃政权处决过两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而所谓姓“苏”的则是对在处决的布告上“苏维埃”一词的误解。“硬到底”的决心使我在刑讯中始终没改口供。
大约一个多月之后，我被关进了陆军监狱。我虽然还没有和狱中的党组织接上关系，但在重要的关头，我感到有党在关怀我，指示我。例如，刚关进乙监第三笼子没几天我就得到了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注意姓李的”。当时笼中没有姓李的，我正疑惑不解；当天下午就关进了一个青年政治犯，口口声声说他是什么“西山会议派”，他是“反蒋”的，等等，我一问，他说他叫“李××”，我马上恍然大悟，说话更加警惕起来。这里的情况十分复杂。听说有个人是我党的团干部，但每审他一次紧接着就有隐秘严谨的同志被暴露出来，有的甚至被枪毙。
不知从何时起，我所在的甲监传出了去反省院的消息，说是国民党要办一个这样的机构，对政治犯进行“改造”。这个“改造”很简单，只要愿意去反省院短期学习三民主义的，并在学习后写出“心得”，表示同意：“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共产主义不合中国国情”，并表示“是受了共产党的骗才加入CP和CY的，自愿脱离CP和CY，为国民革命而努力”，就马上可以获释。
消息传开后，有些人议论，有些人猜测，而绝大部分人则沉默。
一天上午，警察封锁了甲监，看守们打开笼子，叫把各自的行李捆好，搬到门口来等候点名，点到谁就自己扛起行李走出甲监。随即，点名开始了，大部分人点到了名，只几个人没点，我也在没点的其中，又被锁在笼子里，第二天上午又送回几个人来，这次看守对我们说明了，凡刑事犯都不能反省。这下我明白了，我是被怀疑的“*人部长”，虽然还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实我*过国民党的人，但我是他们怀疑的与刑事案件有关的政治犯，不具备去反省院的条件。一旦证据确凿我的病在狱中越来越重了，最后敌人把我送进陆军监狱瞭望塔低层的停尸房，凡是病重或濒临死亡的犯人都关在这里。
瞭望塔有四层楼高，楼底停尸房是一间阴森的大房子。这里空无一人，我被抬放在一个角落里。
一天工犯送饭来时，我发现碗底有一个小条子，上写着“要求监外治疗”。工犯低声对我说：“明天医官来看病，你请求一下监外治疗！”说完拿起碗走了。
第二天医官来时我提出了这一请求，医官又让我写一申请，约一周后，典狱长来了，他用命令的口气对我说：“刑庭批准你出监治疗，只有一个月，到时就要回来!知道吗?”我说“知道!”于是我马上被送到了监狱中间的办公处。那里有一个人在等我，但我并不认识，他扶我出了五层铁门之后，经他介绍，我才知道，他是杭州一个书店的经理，名叫黄道源。这是上海泰东图书公司给我出的保。我知道这是党在千方百计地营救我，因为泰东图书公司里有不少是党的地下工作者。他们是用连环保，把我保出了狱。记得那是1929年的春天。
五、飞翔、搏击
在充满希望的春天，党把我救出牢笼。党的温暖给了我精神力量，病也马上好了一大半。我来到上海泰东图书公司，因为我在入狱之前曾整理了过去写的两部小说，其中一本是长篇小说《案》，另一本是短篇小说《未开垦的处女地》，所以他们又马上支给我二百元稿费。我急忙去做了几件衣服，经过几天的休整之后，就踏上了北去的轮船。
轮船向前飞驶，我站在船尾，脑海中出现了监狱墙上一位苏联犯人画的那艘有气魄的军舰，心中充满了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向往。眼望那奔忙追逐船尾的海浪，想到一个多月之后，敌人将对我进行的又一次追捕，将似这永远追不上船尾的翻卷海浪一样可笑而不自量，激动的心情难以平静，当时我曾写了一首长诗，记得有这样几句：
北冰洋的春火，烧炸了那铁的城壕。不是判刑就是枪毙。高加索的雪峰啊，捣破了晚霞的哀悼！你灰色的狂波呵！临死追逐，也不过疯狂的微颤。
后来，我从北京继续北上，经楚图南同志介绍，我在吉林市的毓文中学找到了教书的工作。在那里我改姓谢，名潘号仲武。当时金日成正在这里读书。我在这个学校因宣传革命触怒了反动派，半年之后就离开了可爱的同学们，到了哈尔滨五中（编者按：此处有误，应为齐齐哈尔昂昂溪五中），和我党的邹大鹏同志接上了关系。
1929年国民党发起了进攻苏联的战争，我和邹大鹏同志在这时期进行了反对国民党进攻苏联的斗争。我们到火车站去迎接张学良的国民党败兵和俘虏兵，把我党揭露国民党真相的宣传刊物送给这些军队，让他们认清形势，同时也送点食品给他们，表示慰问，争取他们，让他们知道真正的敌人在日本。我们的斗争激怒了国民党反动派，因此我们被宣布取消教学资格，赶出学校，并不准在东北停留。
1930年我又回到了上海，先在工联后又调到《红旗日报》社工作。在此期间，党的中央组织部对我的情况经过调查，正式恢复了我的组织关系。1932年派我到满洲省委担任秘书长，于是我又来到了东北。
1935年，我在北京接受了办《北方红旗》日报的任务不久，“一二•九”运动开始了，和我接头的马同志被捕了，紧接就是我的堂哥尚仲衣（一位北大哲学系教授，中共党员）也被捕了。我的关系全中断了，只好离开了北京到宁夏去找党，在宁夏第二中学因有国民党蓝衣社的人，我和他们的斗争是隐蔽而激烈的，后来我终于被他们借口开除。于是我又来到第一中学教书。在宁夏我找不到党，就团结了一些进步学生开展工作。
国民党教育厅的人从“北大同学录”中发现我是英国文学系毕业，就来找我去翻译一篇东西，这是一篇英美包围陕北的秘密计划。我为了了解秘密就做了这个翻译工作。
1938年，我的处境十分危险，又找不到党组织，就决定到延安去找党。有12个同学听说我要走，他们也表示要跟我一同走，但我不能告诉他们我去什么地方。他们送我走了六七十里路还不肯回去。半路我们下马车去吃饭，我才拿出了我事先写好的一封信，让他们拿着过黄河到陕北延安去找党。我的信是写给延安党组织的。信中做了自我介绍，并把我在宁夏对这12个人做过党的宣传和教育一事向党做了汇报，希望党继续培养他们做宁夏建党的骨干。我因带着孩子、家眷不能过黄河，只能绕道去陕北。后来我在武汉还接到了这12人的来信，说他们到延安后不久，党就分配他们去洛川学习了，他们很高兴。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学校去宁夏调查我以后，我才知道党真的是派这些同志回宁夏去搞建党工作了，他们当中有的人已成为宁夏的第一批烈士。
六、步入史学界
1938年当我来到西安，就听说延安派了一批文化人去武汉三厅大集合。于是我没到延安就又转道去武汉，来到武汉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没过多久政治部三厅搬到重庆，我们也随之而去。
当时周总理是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是三厅厅长。我被分在三处的图书资料室工作。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被迫与我们合作。但在抗战最困难时期国民党对我党的宣传工作极力阻挠、破坏。言论不许宣传，文章不让发表，绘画等艺术形式也严加控制，甚至采取没收的手段，给我党的抗日宣传工作制造了极大的障碍。我们应当怎么办?根据总理的指示精神，我们不能停止工作，要不断地在斗争中总结经验。
1938年底，有一天科长杜国庠同志找我谈话，他说因为形势的需要，准备挑选一批有一定马列主义基础的、搞过实际工作的同志从事专门的理论研究，到大学去讲课，以备将来公开地出来在讲堂上和国民党进行斗争。他希望我攻历史，问我意见如何。我知道杜国庠同志从八路军办事处的讨论会上带来了总理的指示精神，这是党对我们的希望，同时我也实事求是地提出了我感到吃力，我不是学历史出身。杜老语重心长地分析了我的有利条件，他说，我从1926年入党至今已十多年了，群众运动、政治斗争都搞过，监狱坐过，多年来参加党的工作，接近过群众，也指导过群众走上革命道路，这就是创造历史。历史并不可怕，只要我们用马列主义的观点理论联系实际去解释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历史，就能有所成就。困难会有的，可历史都有书，马列主义也有书，会看书会查资料又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困难呢？
杜老的谈话我永远不会忘记，因为他点燃了我心中的矿灯，给了我探索知识宝库的勇气和力量。
当我打开历史书认真攻读的时候，发现很多字不认识，越怕它出现就越出现。这是我的第一道难关，它就像拦路虎，不斗倒它就进不了门槛。我想我决不能被它吓倒。我立志要学点古文字学，而郭老在甲骨文方面是有很多发现的；于是我就虚心求教，向郭老借书看，郭老对我非常支持。
1939年（编者按：此处时间有误，应为1941年），文化人大疏散，党派人把我送到云南昆明，因暂时未接上关系，我就在一个中学找到了教书的工作。白天教书，晚上读书。我给自己制订了攻读计划，首先是读马列著作。我从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评论中选出马克思用唯物史观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定时期历史的著作。例如《法兰西内战》、《路易•波拿巴政变记》、《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等；我又根据列宁指出恩格斯所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是共产党员必读的建议，把这本书列为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指南，以这些为重点再读其他马列主义著作。再者就是学习中国古文字——甲骨文。通过郭老的帮助和介绍，我在云南结识了甲骨文专家唐兰先生。计划的第三部分就是阅读史书古籍及各种观点的历史学界书籍，其中包括考古学的书籍和文章，从中找出古代历史各个阶段的本来面目。
白天教书，晚上攻读的生活是非常紧张和忙碌的。幸好，我于1940年（编者按：此处应为1942年）和云大历史系主任楚图南同志联系上了，他介绍我去云大分校讲中国历代文献和中国通史两门课。听介绍说那里的学生们闹学潮刚刚赶走了一个国民党派去的什么都不懂的教授，我就是去顶那个名额的，派一名助教帮助我。我虽然还没给大学讲过课，但我也是大学生出身，也参加过学生运动，又已经学了一年多的甲骨文及历史，于是我就正式上任了。在这里教两门课还要学习和研究，也并不是轻松的事。我研究历史又是刚刚入门，所以我讲历史课就得先用别人的东西。范文澜同志在解放区总结了一份《西周封建论》，这就是我当时教学的依据。
第二年，我在四川三厅时的一位朋友华岗同志来信说想在云大找个职业，我看了非常高兴。他是《群众》杂志的总编，也精通历史。我和楚图南同志商量好，让他来了就接我的历代文献课，这样我可以专攻历史，又可以互相帮助，互相研究探讨问题。1943年他来了。这时我才知道云南省省长龙云给朱老总写信，要求和党中央取得联系，华岗就是党中央派来做统战工作的。在云大的教学中他又是我的合作者和好朋友，他在云大任讲师是用的我为他取的“林石父”这个名字。
七、边教边学边研究
中国古代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根据什么划分它的各个发展阶段?这是我从开始就反复思考的问题。甲骨文字的学习首先把我的思路引进了对这古世界的探讨。
我读了郭老的《甲骨文字研究》，经他考证，在中国原始社会存在父家长制，他发现古代帝王的称号是“王”。我读了王国维的《观堂集林》，他考证“后”字的甲骨文形态是生孩子的女人，他发现古代帝王称“后”。他们两个人的研究很有道理，是科学的结论。
记得我曾在一本杂志上看到有人说“嫦娥是舜的老祖母”，又说禹只不过是两条虫，根本没有禹这个人。这种根据不足的提法更加促使我想要研究中国史前史，也就是传说史阶段。
中国最古老的传说故事“女娲补天”表现了远古时代人们对母亲的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传说中的伏羲氏是女娲的老伴，他会养牲口，从这里可以说明狩猎业已发展为畜牧业，男人是从事畜牧业的，根据王国维的考证夏后稷是个女酋长，传说中也曾谈到他儿时与母亲学种地。夏后氏稷不但是部落的领导者也是田间的劳动者。土地的量度单位“亩”的甲骨文形态，经考证就是一个母亲可以耕种的土地。传说神农氏也是和母亲学的种地。通过以上传说和考证就可以看出母权制社会的确存在，那时就已经有了农业和畜牧业。
同样，通过郭老考证和传说记载我也确信父系氏族社会的存在。大禹治水的传说中谈到他焦思居外13年，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征服了洪水，受到人民的爱戴和拥护，从禹开始正式称“王”不称“后”了。因为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时代过去了，开始传子不传贤。对男性的崇拜是从这里开始的。这正符合郭老推断“王”是父权制首长的称号。所以父系氏族社会就从这里开始了。
当我看了各种材料之后集中思考，寻找其中的规律时感到很有意思。以至后来我才敢于去思考那些还没有明确结论的一些问题。例如：中国的奴隶制社会开始于周灭殷之后，这时虽已有了文字和精制的手工业、冶矿业，但部落之间互相抢劫财物、奴隶的野蛮战争频繁起来，对于抢来的奴隶是当牲口来使用的，可以随便打、骂，随便买卖；而奴隶主却还是氏族贵族。中国的奴隶社会持续了很长时间，春秋战国是氏族奴隶制向富有奴隶制发展的高潮。从《史记•货殖列传》中可以看到描述当时商人的资本活动。秦始皇对发展商品货币关系也起了促进作用。从秦汉时期大量精美商品遗存物也可以看出当时的经济发展程度。黄金也部分地变成了交换媒介。这些都可以说明秦汉时期是典型的奴隶制经济。直到汉代的研究中仍可以看到主要商品的生产任务都由奴隶承担，为掠夺奴隶而进行的战争不断，买卖奴隶是常事。东汉末黄巾起义，双方死的也多为奴隶。由于奴隶的大量死亡，少数民族对抢夺奴隶进行了反对和抵抗，奴源的枯竭，使奴价不断上涨。从事商品生产的奴隶减少了，商品货币关系也削弱了，直到后来废除了处死奴隶的权力之后才产生了农奴制。这已经是到魏晋时期了。在这一点上，共有五六种不同的看法，至今还未得到最后的统一。
截至此时我对历史的研究仅仅是个开始，但我已经感到了大量枯燥史料掩盖着的却是无穷趣味。我到云南之后的这八年边教边学边研究，为我后来主编《中国历史纲要》等著作奠定了基础。
八、一块鸡血石
自华岗来云南之后，我们在学校的工作上，共同进行研究，在为我党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工作上也共同做出了努力。我们与闻一多先生认识之后朝夕相处建立了共同斗争的情谊，经常一起参加党组织与华岗同志为帮助高级知识分子了解时事和形势组织的座谈会。一多先生靠近党组织，还拒绝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讲课邀请。
1946年，一多先生要随西南联大复员回北平了，我有块鸡血石，请他刻印为念。他用钟鼎刻了“尚钺”二字，还以秀丽的草书刻了边款“卅五年四月时与健庵兄同刻昆明一多”。
反动当局对于广大知识分子团结在党的周围开展民主运动极为不满，就利用联大复员北平之时，大规模镇压民主运动。他们对闻一多先生采取拉拢手段没成功。1946年7月11日联大最后一批学生离开昆明。当天晚上有人冒雨赶来告诉我，李公朴于晚十点看电影回家的路上被枪*了。
第二天清晨，一多先生和我，还有楚图南一同到医院去看望。一多先生抚摸着公朴的遗体高喊：“公朴，你没有死！”大家都痛哭起来。我们还立即派人到国民党云南省党部、省政府、军事机关强烈抗议特务暴徒的法西斯罪行，声明民盟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反对法西斯暴行的政治主张。
15日，在公朴先生的追悼会上，一多先生发表了演讲，横眉怒对一群特务，高声说：“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站出来！我们不怕死，有牺牲精神，我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他的话激励着大家的斗志。没想到，这竟成了他最后一次讲演了。下午一多先生与楚图南还到《民主周刊》社举行记者招待会，就在会后回宿舍的路上被特务暗害了。
那天下午晚饭后，我赶到云大门口，只见特务密布，有个学生打开一扇门，拉我进去哭着说：“五点多钟闻先生被刺了!”这“被刺”二字有如晴天一声霹雷，可我来不及多问，他拉着我就飞跑上了90多阶阶梯的高坡，直奔云大医院。我赶到医院时，闻先生的遗体还停放在院子里，闻夫人悲痛欲绝。当时没有人出面办理手续。我当即表示，由我负完全责任，医院就把先生遗体安放好。闻夫人也因此而心脏病复发，我们又帮助办理好她住院的手续，医生们忙着抢救受伤的闻立鹤。天黑之后，我正要离开医院，有个家伙问我：“你姓什么?”我没理他。许多同学把我围在中间，我在同学们的围护之下走出云大后门。
我们马上向民盟中央汇报“李闻惨案”的经过，又发出通电，向全国、全世界揭露特务的法西斯罪行。我党中央也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抗议斗争。国民党当局被迫保证我们的安全。7月28日云南省长卢汉先生向我们表示确保我们的安全。我也得到党的通知，要我回上海，于是我离开昆明，飞抵上海。后来，每当我拿起鸡血石，一多先生那赤诚的音容就浮现在我的眼前。
九、结束奔波专心治学
1948年我离开上海去山东大学任教授，党让我在那里做工作，后因康生去讲话说要取消大学，我就又去到晋冀鲁豫地区。我仍然希望做研究工作，于是我到了山西北方大学，又从那里到了华北大学。1949年来到北京。1950年改办人民大学。
30年来，我在人民大学专心治学，并在中国历史研究上写出了我的一点心得，在一些同志的帮助下有的已经出版、再版，也有的还没有出版。
我的文章，观点受到过全国范围的批判，那是在1957年至1962年。但在1962年又对我的问题进行过甄别，所以也就不必多说，这些年来我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如今我虽已年近八旬，但我自认为还有精力去补上那因十年人祸所失去的时间。在同志们的帮助之下把我未完成的稿件整理出来，争取出版，留给后人，以资参考、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