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绕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部队看望解放军战士

家境稍好一点，母亲便送钦绕上学读书。从巴塘县立小学到巴塘国立师范学校再到康定西康省立师范学校……这一路走来，虽然艰辛，但钦绕始终坚持刻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这一路走来，不仅让钦绕的学识得到不断提升，更为重要的是，他正确的世界观逐步树立、爱国主义思想逐步形成。在巴塘国立师范学校，老师教学生们唱《松花江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抗日歌曲，也正是从那时起，爱国主义思想开始植入钦绕的脑子，极大地影响着他以后的人生。在康定西康省立师范学校，课上课下，钦绕逐步了解到一些国家时局，知道共产党一心为民谋福祉，并正在推进伟大的解放战争，所到处势如破竹；知道国民党贪污腐败，战场上节节败退……这一切，让钦绕思想上受到极大振动。

时间到了1949年，这是国民党军队大溃败的一年，物价飞涨、货币贬值、钱不值钱，康定也不例外，这直接影响到康定西康省立师范学校的命运问题。终于，学校在5月份即用完了全学期的经费。没有钱，学校只得停课，学生只有回家。7月底，钦绕求得康藏贸易公司的帮助回到巴塘。

1973年到灾区的州长钦绕

读书期间，钦绕听过许多关于教育家教育救国的故事，他很受影响，决心以那些爱国教育家为榜样。那时，他的奋斗目标就是学成后当一名老师，实现自己教育救国和报效国家的理想。然而，钦绕怎么也没想到的是，正是他这一次从康定回到巴塘，他的命运或者说他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刚回到巴塘的钦绕，经同学图旺和图旺的哥哥扎西泽仁介绍，在巴塘地下党负责人平措旺杰的主持下，正式加入了中共巴塘地下党。

这是一个简单而又神圣的仪式。对当时的情景和自己当时的心情，钦绕生前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

——平措旺杰出来时，手上还拿了一本小册子。他说这是中共七大的报告，他边看这本小册子，边又对我讲了一些关于共产党的知识和情况。他仍然问我说，加入共产党是有危险的，你怕不怕？我说不怕。平措旺杰见我态度十分坚决，就说：“好嘛，你既然态度坚决，不怕牺牲，那我们就进屋去宣一个誓吧。”说完他就起身带我进了里面的一个小房间。屋子很黑，只点了两支蜡烛，我们当时称之为“洋焟”。墙上有一面红色的旗帜，旗帜上面有镰刀斧头，另外还有两个人像，不是画的那种，是属于木刻的版画那种，当然这是我后来才懂的。平措旺杰告诉我旗帜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旗，人像一个是*主席，另一个是朱德总司令。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党旗和*、朱总司令的画像，心情十分激动，感觉到自己是在办一件大事，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平措旺杰叫我面对旗帜和画像举起右手，他说：“我念一句，你就跟着念一句。”我点头答应。于是他开始念，我就跟着他念。后来才知道那就是党章上的誓词。念完之后放下右手，就算宣誓完毕。然后平措旺杰对我说：“现在你就是我们中共巴塘地下党的党员了，但是按照规定你还有三个月的预备期。”

很快，时间到了1949年10月1日，这是一个举国同庆的日子。这一天，伟大领袖*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一天，平措旺杰召集钦绕等人开会，激动地告诉大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在北平（新中国成立时已改称北京）正式成立了，旧中国一去不复返了，人民从此翻身得解放了！”大家听后群情激动、热血沸腾。紧接着，平措旺杰说：“新中国虽然成立了，但是巴塘还没有解放，地下党还不便公开活动，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应成立一个党的外围组织。”经平措旺杰提议并经大家充分讨论，这个组织最终定名为“东藏民主青年联盟”，简称“东藏民青”。“东藏民青”的发起人是平措旺杰，骨干成员主要有钦绕、曾曲扎、达瓦、洛桑、公布吉称等。不久之后，“东藏民青”迅速发展到70多人，编成5个支部，钦绕担任第五支部的支部*。

钦绕在州政协会上作报告

“东藏民青”成立后，在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安定民心、发动群众以及对上层人士和广大僧侣的动员争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巴塘的和平解放奠定了重要基础。

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康定，这标志着西康省和平解放。4月在雅安成立新的西康省人民政府，在康定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并向康区各县派出军代表。

西康解放后，形势发展很快，急需大量懂藏、汉双语的少数民族干部。可是，要在短时间内物色到那么多懂藏、汉双语的藏族优秀青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时的康区，只有巴塘成立有中共地下党组织。康定地委决定将这个任务交给巴塘地下党，要求巴塘地下党尽快选送一批藏族青年到康定接受培训。

按照康定地委的安排，中共巴塘边工委立即行动，快速物色到包括钦绕在内符合条件的共计55人，并决定由钦绕和图旺率领，以“东藏民青赴康受训团”的名誉前往康定地委报到。

到康定后，“东藏民青受训团”的全体同志均被安排在原西康省政府社会服务处驻扎，这里当时已改名为“交际科”，后用作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招待所，再后来建成康定宾馆。这里的房子为两层楼房，处于康定城的中心地段，有围墙、有院坝，有电灯、有自来水……环境清静，非常适合学习、生活。要知道，那时的康定可不像现在这样高楼林立，名为城市实为一个小镇，除48家锅庄的建筑稍显气派外，很多建筑都是破旧的片石夹壁青瓦平房，屋矮窗小光线暗还不隔音，沿河更是清一色木架吊脚楼，房子的一半歪歪斜斜地伸向河面，奔腾的折多河水吼得人晚上睡不着觉。把从巴塘来的这批藏族青年安排在“交际科”这样条件较好的地方驻扎，足见康定地委对这批同志的重视。不仅如此，在“东藏民青受训团”到达康定的当天，即受到康定地委*苗逢澍的亲自接见。接见中，苗*仔细地询问每一个同志的具体情况，比如：家庭经济状况怎样、有没有房、有没有地，以及哪家是做生意的、做什么生意等等。当得知这55人里面有20几个是巴塘地下党的党员时，苗*对此非常赞赏。

1950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先遣部队进藏到达康定。18军进藏的任务是和平解放西藏。和平解放西藏，最大的困难莫过于处理好复杂而敏感的民族宗教问题以及组织好修路和后勤保障等。解决这一系列的复杂问题，没有一批懂藏、汉双语的优秀人才是不行的。这些人到哪里去找呢？随18军先遣部队先期来到康定的一批政工人员是18军的副政委王其梅等。正当王其梅等人为求贤之事犯难时，听说刚好从巴塘来了一大批这样的人才。欣喜之余，王其梅立即与康定地委苗逢澍*商量，希望康定地委将这批同志全部投入到18军。王其梅对苗逢澍说：“进军西藏，正急需这样的人才。”然而，当时西康也才刚刚解放，百废待兴，同样也需要大量的藏、汉双语人才。最后，康定地委为支援18军进藏，还是将这批人中的大部分都调给了18军，共计40人。这样，这批人中留在康定的就只有15个人了。大家都是热血青年，都想为解放西藏作贡献，被留在康定的同志非常羡慕那些分配到18军的同志。后来，留下的15人中又有11人被送往雅安“西康革大”学习，最终只有钦绕、扎西次仁、彭措、洛登西绕4位同志留在康定工作。

参观

分往18军的那批同志，被安排到各级指挥部，随同18军一起进藏。一路上，无论是行军打仗还是后勤保障，都离不开这批既懂藏语又懂汉语的同志，他们在18军进藏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后来，王其梅曾无不兴奋地对钦绕说：“钦绕同志啊，你们这批从巴塘出来的同志确实是起了很大作用。当时在康定我是决心将你们全部都要到18军来的，特别要了你，但地委不同意，所以就留下了你们几位。如果当时地委同意的话，你们就都是我们18军的了。你们都是人才啊，离开你们这些同志，我们就寸步难行。你们起了很大的作用！”

1950年11月24日，西康省藏族自治区第一届各族各界代表大会在康定隆重召开，正式成立了西康省藏族自治区（1955年9月，西康省并入四川省后改称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选举天宝为第一届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夏克刀登、苗逢澍、阿旺嘉措、洛桑倾巴为副主席。钦绕当选为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