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应付外出而带来的防疫风险，一个团体，一开始，制作了外出审批制度，初衷是为了更好掌握自己成员的行程，以进行风险评估，目地是好的。
后来，随着制度的发展，出现了申请，需要有人审批，而谁审批，谁负责。这个明里暗里的要求，就变成一项约束，进而导致一刀切的现象，大的团体，有外面的监督，这方面的行为会得以纠正，小的团体，底层的劳动者，更多会因顾及上下级关系，亦或者出于发展的考虑等等，大部分会选择牺牲自己的外出想法，直到底层人民因必要事情必须出门，这种矛盾出现了不能以弱势群体为最终妥协结果而终止时，会出现大抵以下两种情况：一方面的做法，弱势一方还需要主动卖惨，强调事情的伦理性和必要性，试图以共有的道德观博得同意，这对于不大能或者愿意表达自己遇到的困难的人，是一个不小的困惑。另一方面，主动硬杠，互相以大方向，大格局问候对方，不惜伤害原本好不容易建立的脆弱关系。无论是哪种做法，无疑都是被扭曲的东西而导致的不良行为。
当然，也有另一种做法，就是告知，以告诉对方的方式。但是，由于为了保证手册的有效性，已经形成的一系列的机制，进而将外出和造成不好影响进行绑定，罚之呼吸就诞生，只要一旦你不经过批准，又不幸中招，还影响别人，那你将承担应该有，莫须有和管他有没有等处罚，譬如全体通报，扣分扣钱（分数有点像幼儿园的小红花，小孩子明明知道是个笑话，但是没有的时候，部分小朋友还是会哭会闹）
故此，走申请获得批准，变成了出行的必要前提了。随后，演变为每逢佳节先申请，更甚者提前大半个月，好似疫情也会提前大半月进行排队，这么长的时间，才能有利于劝退工作的开展。这时候，出行的必要性，需要根据你事情的必要性决定，某种程度，取决于有多惨，只要卖惨程度够深，出行越佳便利，像极了疫情只会往幸福指数高的人身上去，也是一个西方圣母的角色。
为此，想尝试另一条道路，本次矛盾的根本在于个人的出行，可能带来的疫情风险，与审批人的个人利益进行了绑定，所以解决该问题的根本，需要帮忙审批人去除被绑定的风险，就需要自己替他人书写一份免责声明，意在表示出事均由个人承担，作以对抗谁申请谁负责，再加个自我自费隔离三天，好像加码，又好像加码，因为我自愿加我自己，这样自己倘若不幸被黄码，红码，现如今，被赋码的可能性过大，对方也无法落井下石，自己也好安然自我隔离，无需对抗疫情外的鞭打，也可以规避被在众人面前提名取笑，更甚者，将个人出行放大为危害他人，将两者矛盾放大为个人危害团体的下作行为。
可是，确实造成这种异常现象，也不是单方面促成的，更多是由于疫情的不确定，惰性以及资源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