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派驻伪满各地的各级关东宪兵队、分遣队，日本关东军驻伪满各地的守备队，日本驻伪满各地的各级领事馆中的警察署，伪满各级警察厅警察署、警务科，伪满各级保安局，伪满各地各级监狱、检察院和法院，伪满驻各地的宪兵团、铁路警护队，伪满各级“矫正局”“矫正辅导院”，设在各地的“浮浪营”，伪满军法会审处的监狱等，都设有刑讯室。

这些刑讯室就是日本侵略者对东北各族人民施刑的常规地点。如在大连市内的各级日本警察局、各级监狱在九一八之前就有专门的施以水刑的刑讯室，当时称为“水房子”，里面有专门的水刑架，直接用水管子给中国“犯人”灌凉水。

在这众多的正规施刑地点中，级别最高的是日本关东宪兵队司今部所在大楼的地下刑讯室。在这个刑讯室里，有各种各样令人发指的刑具，日本宪兵在这里对中国抗日志士进行残酷的刑讯。

1942年1月末，伪满建国大学学生，国民党“东北抗战机构建大干事会”干事杨增志，从沈阳日本宪兵团拘留所被押送至这个地下室关押。第二天，杨增志在这里遭到酷刑审讯。

在摄氏零下30度的严寒天气，日本宪兵把他的衣服扒光，用竹剑把他打得遍体鳞伤。日本宪兵问他认识王宏文吗?杨增志说不认识。又问他认识张辅三吗?他仍说不认识。接下来，又是一顿暴打、直到把他打得半死，才送回监房。

1942年3月2日下午，日本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特高课的特务们，突然将伪满建国大学包围，把正在上课的柴纬然|、李首春、胡航峥、孙宝珍、李树忠、那庚辰、佟钧铠(赵洪)、陈东旭、阎树臣、阎凤文、王用中、乔国玉、董国良13人逮捕，用汽车分别押送到日本关东宪兵队司今部地下刑讯室。与他们同时被捕并关押在这里的还有长春政法大学学生慕长江、张文韬，留日归国学生王宏文(日本京都帝大)、张辅三(日本东京农大)。

在这里，他们遭到日本宪兵的各种酷刑拷打，有过电、灌凉水、火钩子烫脸、铅笔夹手指、跪举小棍、不许睡觉以及用皮鞭木棒、竹剑毒打，被审讯的人无一例外地遭受过上述一种或数种酷刑。如张辅三曾被过电1次，灌凉水2次，毒打无数，以致身体遭受严重摧残，得了肺病死去。

王宏文曾被日寇用铅笔夹手指，日本特务在审讯佟钧销时，曾叫他举木棍数小时，并用木棒、竹剑责打，打得他全身青肿，慕长江在被宙讯时，曾3天不允许他睡觉，进行连结审讯。

拘留所也是日伪施刑的主要常规地点。

1941年8月21日，伪热河省三道沟门村四道梁子屯农民杨海被伪满古北口铁道警护队、日本宪兵队逮捕。在古北口铁道警护队的拘留所里，日本宪兵要他说出给八路军送过多少粮食和袜?他说不知道，便用木棍、木板子毒打他，又给他灌凉水，肚子被灌鼓起来后，刽子手们一踩他肚子，水就从嘴里往外流。

日本关东军、关东宪兵和伪满警察、特务，绝不是只在上述这些常规地点对中国人施刑。在伪满洲国的范围内，除了这些常规地点外，日本侵略者施刑的地点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在驱赶中国老百姓进“集团部落”的现场，在日本“开拓团”的田间地头，在日本关东军制造“屠*惨案”的现场，在为满各地的矿山、车事工程及水电工程的工地、其他各种出劳工的现场。

在向中国农民催要“出荷粮”时，农民的场院、屋内和院落，在伪满国军的各地军营，在各类学校的操场、教室和走廊，在城市的街道边，店铺里，甚至在哨卡、车站和火车上，日本侵略者毫无顾忌地对中国人施以酷刑折磨。

也就是说，在伪满洲国境内，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可能成为日军和伪满军警宪特实施酷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