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_ 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藏石 大象驮人图

“祥瑞”的概念虽早在战国时已经出现，但两汉时最为盛行。如文献记载，“(秦彭) 在职六年, 转颖川太守，仍有凤皇、麒麟、嘉禾、甘露之瑞”。此时“祥瑞”品种丰富且限制宽松，太守都可以畅通使用祥瑞符号。平民也不甘示弱，都借鼓吹各种祥瑞之名，向旁人昭示自己的美好德行。

在这一过程中，来自异域的大象主要受到原始佛教的影响，本土化了之后混杂在神仙信仰中，以杂糅地形式表现出人们的朴素愿望，作为祥瑞与当时常见的各种祥瑞龙、麒麟等一起刻绘于墓葬，以求福佑, 同时也趁机向神仙展示自己美好德行，祈求它们的收留。

上图_ 神木大保当汉墓画像石 驯象图

到了唐朝，“象”的娱乐意味更甚，这种娱乐也建立在皇家的尊贵之上，宫廷典礼和宴乐活动中经常可以见到驯象表演，在唐朝经常表演的散乐百戏中就有《巨象行乳》。武则天时期，还有对这些驯象设有专门的圈养、管理机构——闲厩。《新唐书·百官志二》典中记载，“圣历中( 698—700 年) ，置闲厩使，专掌舆辇牛马。……开元初，闲厩马至万余匹，骆驼、巨象皆养焉。”

汉朝以来的祥瑞功能也唐代被延续，如“太平有象”、“太平吉祥(象) ”、“吉祥(象) 如意”等等，大都借用了“象”字的谐音。尤其珍贵的“白象”被视作圣物，在《唐六典》的等级划分中被明确规定为“大瑞”，与龙、凤等神物并列。重大的政治活动中，白象被派用来曳鼎，并有对其的称颂，以此显示皇家基业乃君权神授、天降符瑞，具有正统性与合理性。

上图_ 徐州铜山苗山汉墓画像

• 2、宋代对大象态度渐渐发生转变

宋代重视象在礼仪层面的象征意义，象日益成为君主标志，不仅体现在具体的郊祀、仪卫、祭乐及山陵等仪式中，而且“象”的形象更泛化为旌旗、石像、诗歌等多种形式。而且还开始把石象置于皇帝陵墓的神道中，石象中的‘象’为北宋皇陵始设，并为明清皇陵所继承。

虽然还是传承“天人感应”学说下的“祥瑞”观念，但是象的政治含义更加凸显。从对比中可以看到，《五行志》只记录了“象自至”，不涉及《太祖本纪》中提到的“献驯象”，这表明其与传统史书的观念相同，以“象自至”作为祥瑞事件的基本框架，但“驯”这一细节则包含着重大的转变。

上图_ 《宋史》里的《五行志》和《太祖本纪》关于驯象的记载

“象自至”多为野象，主要表现“天降祥瑞”的不定向行为；而人工捕获与训练的驯象是很难自由迁徙到北宋都城，这背后则意味着驯养象的主体的自觉性行为。如张洞玄《玉髓真经》中对驯象图的分类，“驯象贡珍形”“番奴驯象形”“番王骑象形”“驯象驾辂形”，都折射出一种自尊自贵，居高临下地接受边域的朝贡与归服。可见，此时象化身为非正统文化的象征，迈入中原的步伐也踏响着太平天下之音。

不过“象”的尊贵身份还没有坐稳，就在南宋士人群体的打压中翻身了。史料中记载，象在南宋重建礼仪的过程中，被视为接续皇朝正统的体现，南宋初仍有大规模贡象，这恰恰成为此后士人反对的把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