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不然，教育本身是为了帮助子女更好地成长，频繁的纠错和说教，只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当然，这也许是受到传统儒家观念当中辈分思想与伦理纲常的影响，但这却不是确定教育的指标。

从社会化角度来看，家庭是个体最初的社会化单位，同辈群体和学校则是紧随其后的社会化单位。大部分个体会依次进入这些单位，接受教育，但这些教育的影响和表现形式是截然不同的。

同样是关于现代性，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引发社会变革的一大因素是社会结构的脱嵌（disembeded）机制产生，而能够保证这一机制运行的条件之一就是标准化的出现以及专家的产生。

在学校教育领域，这一点十分明显：为了标准化学生们的成绩，学校教育当中存在各种各样的评价标准，从学前教育阶段开始。

就存在诸如“小红花”这样的奖惩方式，小学阶段就会出现各种成绩的评比，之后中学考试愈发频繁，学生和家长们对于“分数”自然也是愈发熟悉和麻木。

在这样的体系之下，人们渐渐开始被这些标准所“改造”，仿佛认可一个学生的价值标准就是成绩的好坏、分数的多少，而原本应该用于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标准则被暂时忽视。

储殷和沈奕斐认为，家庭教育应该同样重视个体的道德、品质以及性格塑造。

其实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之间应该有一定界限，至少对于家长而言，心中应该清楚两者之间存在的区别。

如同前文反复提到的现代性影响，许多家长在社会生活当中，为了维持物质生活水平的稳定，许多家长的精力被耗费在工作与生活当中，对于教育的看法存在很大忽视，最常见的现象就是在很多家庭当中，父母的经济状况都很好，但是与子女的关系却比较一般，甚至比较差。

他们会认为，只要自己负责子女的经济生活，以最高的代价为他们提供生活环境就算是尽到了教育的义务。

这样的做法会使得子女在情感上陷入长久的消极状态，甚至是罹患精神类疾病。

储殷教授表示，曾经有一个孩子的家长带着孩子到北京去看病，当时孩子已经多次自残，家长找到储殷教授，询问道：“这个病情不会影响到孩子的期末考试吧？”储殷教授当时就陷入了震惊。

尽管家长表示“孩子是全家的希望，想让他上重点大学。”但储教授还是表示，尽量保住孩子的生命。

子女的情况会使家长在其成年之后，陷入一种自责与迷茫之中，但是却无法再挽回什么了，因为事情已成定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