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的夏天，农村麦收过后，秋庄稼锄过三遍地，地里杂草被勤劳的农民清理干净，玉蜀黍苗、棉花苗、大豆苗、落花生苗等农作物在松软的土地上旺盛成长，地里农活暂时告一段落，此时的农民不用再热火朝天紧张劳动，三三两两的清闲片刻，摇着芭蕉扇在树底下摆上龙门阵。

进入了三伏天，火辣辣的太阳照射大地，酷暑天气，大地像是蒸笼一样，知了声声地叫着夏天。那一年，我一个本家叔叔长军，知道我在家无事可干，就去家里找我，要我和他一起去榆林乡龙王庙村砖窑场打工。

别看我给长军叫叔叔，其实他比我还小，就是辈分高，又早早的辍学在家劳动，社会阅历经验倒是我丰富多了，对于十里八村哪里可以找到工作，比我熟悉。既然他主动找我，又是好意，再说我一想出去干上几个月，好挣钱养家。

心直口快的长军叔叔给我介绍说到：“咱村有十几个人都在砖场打工，村西头的刘才旺在哪里当会计，工资肯定跑不了。”

而且听说工价高，大工一天三十多，就是像我这样的小工，到哪里干杂活的，一天二十，说得我怦然心动、跃跃欲试。

第二天天不亮，我俩就骑上自行车，赶了十几里路，来到砖场，找到了刘才旺会计，长得白白净净的刘才旺正在一个屋里，和一个三十多岁女人闲聊天，那个面容不错女子一面打着毛衣，一面说着给刘才旺打好毛衣，再打一个围脖的事。

到底是一个村子的，高大的个子刘才旺热情欢迎我们到了，简单介绍了窑场情况，说着我们自己村在窑上干活十几个人的名字，他领着我俩找到承包砖窑的安徽人，满脸横肉的安徽老板笑着说到：“来了都是朋友，咱这里工资高，半个月一算账，好好干。”

我和长军叔叔客气地举起胳膊说到：“只要能挣钱，有的是力气。”矮胖个子安徽老板安排我俩拉湿砖坯。

最苦最累是砖瓦窑，砖瓦窑上大部分都是苦活重活，有技术、肯吃苦的，在窑场烧窑、装窑，一天工资三十元。出窑更能挣大钱，老板为了砖窑快速周转，在砖窑熄火两天，窑里还有六七十度高温时候，就叫人进去出砖，这些人都是计件工资，多劳多得，没人看管，听说一天能挣四五十元，这样的活，不是我这种小青年可以承受的。

装窑的还好点，出窑的人都是穿着大裤头，光着膀子，三四十岁中年人，他们上有老、下有小，生活的重担，沉重的压在肩上喘不过气来，唯有不惜力气、拼命干活，才能养家糊口。出窑的戴着破烂厚帆布手套，拉着板车走进热得喘不过气砖窑内，以最快的速度装满一板车，在装车的过程中，烧好的红砖上面，有像是灰尘一样的红色砖沫，在一掐就是六七块砖的过程时候，飞扬的砖沫落在了出窑人头上、脸上、后背上、肚皮上，吸入到鼻孔里，脸上、后背上、肚皮上的汗水冲洗着砖沫，形成一道道弯曲小河，出窑的苦力人顾不上形象，用搭在肩上破手巾，擦掉迷住眼睛汗水和砖沫，低头弯腰拉起砖车，从窑里一趟趟的拉出还烧手的红砖，辛辛苦苦的凭着力气挣钱。

我和长军叔叔拉着板车，排队等着拉砖坯。制砖机一边旋转轮子搅拌着黄土，一边出着长条样子，挤压得结结实实的没有分割好砖坯，在来回钢丝绳的强力分割下，形成一个个长二十四厘米。宽十二厘米的泥砖坯。泥砖坯被人用小钢叉，平放在平板车上面，放满一车，拉到一个平整的高地晾晒，我和长军叔叔就是干拉砖坯活，不用操啥子心，只管一趟趟低头拉车即可，到地方有人卸车。

说起来轻松，干起来难，头几趟还好，仗着自己年轻有劲，倒是可以拉得动满载砖坯平板车，几趟过后，在火辣辣的太阳照射下，我是晒地头蒙眼花、心情烦乱，眼看着崎岖不平的拉砖坯小土路，歪歪扭扭拉不动砖坯车，顿时有一点泄气的感觉，打了退堂鼓，不想干了。

有一个我们村子里，上了年纪，一起拉砖坯的，叫张才兴，当时他大约三十多岁，他吃得胖胖的，穿着自己从部队复员回来解放鞋，他看着我满头大汗、汗水湿透了衣服，胡乱用手擦着脸上的汗水，汗水和手上污垢又迷住眼睛，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到：“拉到工头看不到的地方，稍微休息一会，中午吃完饭，到村子里小卖部买一条手巾擦汗，拉车的时候，切记两脚要脚踏实地，不要再像前面那样，双腿浮夸，脚下没根。”张才兴好意说完，低头拉着沉重的砖坯车走到我的前面去，听了他的劝说，我擦去脸上汗，低头拉着砖坯车，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跟在他的后面，咬紧牙关，坚持前行。

平常对于时间没有太大感觉，头一天拉车，总是感觉天上的太阳一动不动，时间过的那是真慢啊!临近中午时候，头昏、眼花、腹中饥饿、双腿像是灌了铅水沉重，汗水一滴接着一滴，洒在土路上，我每走一步都是喘着粗气、步履翩跹，惹得上了年纪笑话说到：“看这一位，肯定是个不上学时间不长的，熬过这个夏天，就算是知道钱难挣、屎难吃，过日子那是艰难了。”

中午十二点终于停工，砖窑上打工的一窝蜂地跑到伙房排队吃饭，伙房在宿舍旁边，打工的饭碗简单实用，统一都是窑上发的塑料圆盆。伙房里两口大锅，一口锅里是茄子卤，一口大锅里下着面条，大锅里面条刚下去不久，还没有烧开，仅仅只是冒起少许白色的泡沫，性子急的就说到：“熟了、熟了，肯定咬不出血，都闪开，我先捞面条。”面条哪里能咬出血丝，眼看着他用筷子捞出一大盆，走到另一口大锅前，煮饭的伙夫，拿起马勺，摇起半勺茄子卤，扣进盆里走人。看到有人吃了起来，其他人蜂拥而上，管它生熟，吃饱再说，这就是传说中，下等人“冒沫饭”。

伙房里老师傅给我和长军叔叔找来塑料盆和筷子，我也是向他们一样，饥不择食地从大锅里捞出一碗面条，伙房师傅扣上半勺茄丁卤子，我狼吞虎咽的吃了一大盆，打着饱咯，和长军叔叔一起到水管洗了饭盆，就躺在宿舍懒得动。说是宿舍，其实就是一个简易房，里面用砖垒成床样子，一溜大通铺，上面放着刨花板，床上躺着二十几个赤条条裸身大汉，屋里脚臭味、汗水腥气、劣质香烟味道和长期没人打扫垃圾酸臭味混在一起，就这环境，还是难得的中午休息地方，我吃饱以后，一头躺在刨花板上，呆傻的望着屋顶上的蜘蛛网，再也不想动，感觉躺着挺好，起码比起太阳下拉砖坯好多了。

长军叔叔看我累了，自己到村子里买了两条手巾，送我一条，我感激地对他说到：“叔，等到发工资时候，我请你喝酒。”

长军叔笑着说到：“中，到时候咱爷俩一醉方休”。

下午又是重复上午的工作，区别就是，我的双腿比起上午更觉得沉，火辣辣的太阳晒得皮肤黑红黑红，到了傍晚皮肤开始疼痛，过了两天，身上露肉的地方掉了一层皮，算是完成了脱胎换骨，彻底地成为农民工。

晚上，伙房的蒸好的馒头随便吃，一个馒头大得像是一个小孩头一样大，白面甜汤，一人一炒勺子腌萝卜丝。砖窑上的打工人这时候清闲下来，吃着晚饭，说着闲话。饭后，年轻人到村子里闲逛，我和长军叔叔吃过饭以后，骑着自行车回家了。

周而复始，在以后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和长军叔叔都是到砖窑场打工挣钱，虽然苦点累点，但是想着工资比干别的高一倍，我俩还是每天风雨无阻的在窑场辛苦劳动。

打工容易，要账难，说好的半个月一结账，到了时间，砖场老板放出话来说，砖场新进了一批煤炭，资金上有点紧张，等到月底，窑砖卖出去砖给你们结账，看着老板信誓旦旦样子，大伙在忐忑不安中又等了半个月。

到了月底，老板又找了一个没钱理由，还是算不了帐，要不来钱，同时又给我们画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大饼，下个月，一定给你们算账。

这时候，砖场会计，我们一个村子的刘才旺说话了：“放心吧！有我在这，少不了你们的工资，我管着钱，有钱了先给咱村的发。”

有了刘才旺的保证，大伙又开始卖力气挣钱。谁知道，以后帐越欠越多，偶尔能给个三瓜俩枣的，叫你欲罢不能。

后来，老板信誓旦旦，指着天保证：“年底算账，一次性结清，保证大伙过一个肥年，要是说了不算，天诛地灭、不得好死。”

我没有等到年底，有一天下午，在拉车等着装砖坯时候，一个负责给车上装砖坯的老年人对我说到：“娃啊!你身上痒不痒。”

“大爷，痒，不知道咋回事，今天背上痒，中午都没有休息好，光想着挠痒。”

“孩子，你快回家看病吧！我看着像是蛇缠腰，要命的病，估计是这里潮湿的床板引起的，”老大爷诚恳地说着。

老大爷的话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我的邻家，跟的爸爸就是蛇缠腰，记得那一年，跟的爸爸身上顺着腰部，显出一道道长水疱，晃晃悠悠在门口缓慢走着，时间不长，听说是一条条长水疱（长水疱应该是带状疱疹）在身上转了一圈，最后连在一起，无药可治，六十多岁没了。

我当时就不打工了，给领班的告假回家治疗。走的时候，身上还是小米粒大小小水疱，到家后就感觉有大米粒那样大，我妈听说我生出这样怪病了，急忙找到村子里上了年纪的人询问如何治疗。

我妈讨来的偏方是，用一大把黍子穗，在身上像是扫地一样来回清扫，同时嘴里念念有词，到底念叨的是啥，这么多年我倒是忘了。经过我妈的治疗，我倒是有点疾病好转的感觉，谁知道到了晚上，身上还是疼痒，第二天，小水疱变成了玉米粒大小，下午就变成了小长条状，第三天长的就有六七厘米长，赶紧到村医那里去治疗，再也不敢用偏方了。

村医倒是准确地判断出我的病情，但是他随后的话，使我心里凉了半截，村医说：“以前我这里倒是有消毒用的红紫水，这几年没有了，我配的红紫水，大部分都给村民免费讨去了，这几年我没有再配过，要是给你豁开水疱，没有消毒的红紫水，怕是会感染，你要是从别的医生那里讨来红紫水，我就可以给你治疗。”

听说需要红紫水才能治疗，我一连跑了两三个医生哪里，都没有讨来红紫水，悲伤的心情笼罩在家里，我看着爸爸、妈妈心疼的吃不下饭样子，感觉到愧疚，钱没有挣来，倒是挣来要命的疾病，我暗下决心，决定自己治疗。

那个时候的我，没见识、没文化，无知者无畏，不知道感染的严重性，想着红紫水应该就是消毒用的，电影里革命军人在战争年代，在没有创伤药的战场上，仅仅依靠盐水消毒，治疗战斗中伤口，我这一点小毛病，应该问题不大。

我让妻子胡贵琴准备了剪刀、一碗盐水，干净棉花，剪刀在铁锅里开水消毒。手术主刀大夫就是妻子胡贵琴，我们关上屋门，我趴在椅子后背上，咬紧牙关，做好思想和肉体上受苦准备。妻子手持剪刀，剪开水疱，用棉花压出脓水，妻子一边手术，一边和我说着话，趁我不注意，用棉花沾着盐水，猛地用力擦掉水疱外皮，这时候，在盐水的刺激下，疼得我满屋子转圈，等到疼得轻一点，我就又反坐在椅子上，再次咬紧牙关，等着胡大夫向下一个长水疱动手术。

疼啊！那叫真疼，我身上十几个水疱都是这样清理干净，在盐水消毒作用下，一次性解决了当时乡村难题。在当时的农村，不缺少医生，但是少药，关键还是缺钱，小病不舍得去县医院，多数人小病最后拖成大病，或者不治之病。等到了子女凑够钱，拉到汲县医专，医生经过检查，悄悄地告诉家属：“拉回去吧！看不好了，别花那钱了，回去想吃啥吃啥，想干啥就叫他干啥吧！”

水疱伤口过了一天，红色的嫩肉开始结疤，黑色的疤自然掉了以后，在身上留下几条长疤痕。长疤痕成了我吹牛的资本：“想当年，咱在少林寺练过三年，也是响当当江湖风云人物，你有事说话，咱干别的不行，打架行。”

有点吹牛了，其实比我大十几岁那一代人打架，在少林寺演过以后，全国武馆兴起，练好武术的英雄好汉就打架。有单打独斗的，有打群架的，有结拜成弟兄的狐朋狗友，还有拉帮结派最后成立江湖门派，混乱的八十年代时候，我还小。

我生病以后，就没有再去砖窑场打工，委托长军叔叔替我要账。后来，几百元的帐要到快过年，听说俺庄那个会计和安徽承包砖窑老板卷钱跑了。他们一跑，留下可怜的打工人，我们十几个人算是有活干了，每天骑着自行车，在龙王庙村砖窑老板和俺庄会计家、来回要账，一直要到过去年，没有要来一分钱，最后，要账的逐渐减少，最后不了了之。

那个时候的人，虽然穷，但是大多数心地善良，虽然上当受骗，却没有一个人去派出所告状，都是考虑上下俩庄的，沾亲带故，加上会计是自己一个村子的，万一帐没有要回，会计被抓进去判刑，没法见他的家人，考虑再三，都没有去告状。

恰恰是一部分坏蛋，利用当时人们憨厚善良的心，坑蒙拐骗老实人，那一部分坏蛋，最后的结局，估计都是在监狱中劳教。常言道，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我们相信，警察叔叔一旦发现他们的罪状，就会穷追不舍、深挖到底，到了里面，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我们大中国，自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工厂犹如雨后春笋一样，遍布大江南北，黄河上下，以前无所事事的，在家闲逛的，只要肯吃苦，都能找到适合自己工作，挣到崭新的人民币。

现在的中国法律对于工人保护，犹如钢铁铠甲一样，严严实实保护着工人利益，谁要是触犯了工人利益，国家就会利用法律武器，把它粉身碎骨，叫它永世不得超生。

作者简介：张建勇，延津东屯人，打工深圳，文学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