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21岁的瞿秋白应聘担任《晨报》特派记者，踏上了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考察之路。他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写成《新俄国游记》一书，这是一颗伟大的心灵为了探索真理和祖国未来的一段实录，寄予了一个革命者的理想与抱负。

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领导创建了一个文学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作家蒋光慈创作的中篇小说《少年漂泊者》以书信体的形式，展现了从五四运动到“五卅”惨案前后的中国社会现实。他说，无产阶级革命,不但是解决面包问题，而且是为人类文化开一条新途径。

抗日战争时期，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在新文学史上首次大规模描写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者；此后，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知侠的《铁道游击队》，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邢野、羽山的《平原游击队》，李克、李微含的《地道战》……众多文学作品汇集成有关抗日战争的全景史诗。

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红色经典初版本影印文库》，用60部红色文学经典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发展历程。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吴义勤介绍，“文库”邀请著名评论家、文学史家、编辑家组成编委会，反复研究、筛选、增补入选篇目，最终确定入选图书。这60部红色经典兼具时代性、文学性与历史感。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贺绍俊说，中国革命100年来风起云涌，文学思潮也在不断变化之中，这使得作家们不断地调整思想、不断地修改着自己的作品。因此许多作品都有好几个版本，但最有价值的还是初版本，它保存着关于历史最真实的印记，见证着文学与历史最亲密的接触。

这是中国出版史上首次如此大规模地影印出版红色经典初版本。翻看影印本封面，读者仿佛重回文学与历史现场。

著名文学评论家梁鸿鹰说，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本身就是文学革命的倡导者、革命文学的实践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开启了中国文艺的新纪元。“文库”中不少作品的作者，既是革命斗争的亲历者、见证者，也是现当代文学的创造者、书写者。

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反映土改斗争；陆柱国的《上甘岭》、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描写抗美援朝战争；沈西蒙的《霓虹灯下的哨兵》、李准的《李双双小传》、艾芜的《百炼成钢》、柳青的《创业史》、郭小川的《甘蔗林——青纱帐》、李瑛的《红柳集》等，蕴含着时代的呼唤与呐喊。

不少文学作品诞生于特定年代，最初被赋予演绎革命历史、激发群众革命热情的诉求，而后因其艺术上的成就成为传诵至今的名篇。

夏衍的《包身工》描写包身苦工“芦柴棒”等人物一天中紧张劳碌的生产生活状态，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工人的野蛮压榨掠夺，篇幅精短却震撼人心。孙犁的《白洋淀纪事》记述白洋淀人民英勇抗日、积极生产、学习上进的故事，以乐观从容的笔触实现了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的统一。赵树理的《三里湾》充分运用评书和中国传统小说的写法，将人物语言口语化、形象化和个性化，深受读者欢迎。

“从一位位文学大家创作的红色文学经典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字里行间理想的闪光，信念的力量。”梁鸿鹰说，“而文学是‘人学’，经典作品的成功凝聚着作者在人物塑造上的心血。”

在柔石的《二月》、巴金的《新生》里，读者能看到知识分子追求光明和进步的人物形象。作者通过他们揭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窒息压抑的人性，知识分子如何寻找出路，以及赞许和鼓励他们从迷茫走向觉醒。

在解放区作家的笔下，农民有着更强的革命自觉性。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描写了觉醒的农民赵玉林如何由普通农民转变为党的战士；巨变时代赋予郭全海们坚强的性格和高度的政治觉悟。

李准笔下的李双双，是一名当家作主的农村女性。这个文学人物既没有祥林嫂式的麻木和无助，也没有《二月》里文嫂的困窘与无奈，而是以泼辣的性格享受着新社会带来的平等与扬眉吐气。

1953年，时年20岁的王蒙动笔写下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以热情的笔触描写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一群高三女生，用人物群像呈现了在新旧交替时代，青年特有的精神风貌，其青春的锐气与力量震撼文坛。

此外，在革命历史题材和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中，有不少人物形象也已家喻户晓。例如，《红岩》里的许云峰、江姐，《吕梁英雄传》中的抗日英雄群体，《烈火金刚》里的史更新、肖飞，《野火春风斗古城》里的杨晓冬、金环、银环……他们成为光照后人的英雄谱系的一部分，不仅可亲可敬可学，而且展示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

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中写道：“一个青年学生的爱国，真有如一个青年姑娘初恋时那样的真纯入迷……亲爱的朋友们，不要悲观，不要畏馁，要奋斗！要持久地艰苦地奋斗！把各人所有的智慧才能，都提供于民族的拯救吧！”

抚过红色文学经典的书封，重读震烁人心的文字，重回文学与历史的现场，革命烈士的殷殷期盼如今已成为现实。走过百年之路，经典作品历久弥新。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