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怪小说，顾名思义，就在“怪”字上。何谓“怪”？就是怪力乱神之事。而这种题材的小说兴盛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并在整个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都有着非常强的生命力。

具体说来，志怪小说记述的就是神仙妖怪、方术异物、灵异佛法的故事。之所以产生和流行于魏晋南北朝，就是与当时的思想宗教有关，当时玄学风气十分兴盛，同时，又有佛教的传播，而这些信息都直接影响到了人们思想。很多学者也将之前汉代的同类作品归于志怪小说之类。

志怪小说内容庞杂，大致可分为三类：琐闻，用来炫耀地理博物：历史传闻故事，用来记述正史以外的野史；传奇故事，用来记述鬼神怪异等。比较典型的只怪小说有旧题曹不的《列异传》、张华的《博物志》、王浮的《神异记》、干宝的（搜神记》、葛洪的（神仙传》、王嘉的《拾遗记》、旧题陶潜的《搜神后记》、刘义庆的《幽明录》和《玄验记》、刘敬叔的《异苑》、东阳无疑的《齐谐记》、吴均的《续齐谐记》等，其中以《搜神记》为代表作品。

志怪小说的最高成就，应该体现在《搜神记》上。它主要是以辑录鬼怪神仙故事为主，同时还记录一些琐闻杂记，和当时的地理博物作品不同。《搜神记》不但内容丰富，而且语言也雅致清峻、曲尽幽情，确是“直而能婉”的典范。其艺术成就在两晋志怪中独占鳌头，对后世影响极大。它不但成了后世志怪小说的模物，又是后人取材之渊薮，传奇、话本、戏曲、通俗小说每每从中选材：至于其中故事被用为典故者，更是不可胜计。这本书是受《穆天子传》及《山海经》影响而出现的。而这本书的作者则是东晋初年著名史学家干宝。干宝本人是出身世家，从小就勤学好向、知识博学，甚至写了二十卷《晋纪》，为人所称颂。为什么这样一个正统的史学家会去做志怪小说呢？据说，是因为他曾经经历过一次父亲之婢和兄长死而复生的神秘事件。于是，感到人世之间可能会有一些神灵的力量，所为人不知。之后，他一方面“考先志于载籍”，另一方面“收遗逸于当时”，参考了大量的书籍，经历的数十年，终于作成此书。但是可惜的是，在这书流传的过程中，由原来的三十卷，在宋元之际遗失了，现在就只存了二十卷，还是明代学者胡应麟从《法苑珠林》《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书中辑出的。

魏晋时期的志怪小说在小说发展史上起着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在它之前，有上古时期的神话传说，这段时间的传说为志怪小说做好了一些怪力乱神的信息储备。志怪小说承袭了远古神话的部分内容，从远古神话中汲取题材。而这些神话大都讲述的是古代原始生民与自然做斗争以求生存的故事，带有神奇色彩。志怪小说把这一内容加以融化，表达了魏晋时期人们对自然的思索。人们夜观星象，便认为那里有一个比人类居住的地球要圣洁得多的世界想寻求通往这个世界的方法途径。当人们无法实现时，他们就只好在志怪小说中寻找灵魂的安慰。

同时，志怪小说还开启了隋唐的传奇戏剧，对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有一定的反映。其中许多作品宣扬了宗教迷信思想，但也不乏看到“恶鬼被惩，人战胜鬼”的故事。同时，还总表现一些能人异士，都能治病求风雨亦能捉妖，鬼怪都向他们求饶。但在当时，文学评论家认为志径小说是不人流的，难登大雅之堂，尤其是在一些经典的典论文献中也没有关于小说的只言片语的评述。文学评论家刘绶对魏晋子书写作的小说化的倾向也是持批评态度的，在他看来这是子书流于歧途的表现，这些小说都是荒诞不经的，是文士的败笔，属于小道消息的小说与主流意识形态相距过远，雅以被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正统文人所雅正，自然也难进入正统思想。

但是，志怪小说却十分有群众基础，因为这种有趣生动的内容记录，可以说是趣味性比较强，这种具有玄幻色彩的内容，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同时，也从侧面给予人民一种灵活性比较强的题材——可以用荒诞不经的内容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以此宜泄对无情的统治，丑恶的社会现象、动荡不安生活的不满等。比如，《干将莫邪》(《搜神记》）斥责了封建统治者的自私的罪恶本质。歌颂了劳苦大众的反抗精神，通过神话的形式，表达了对统治者复仇的愿望，给人以希望。

志怪小说对后代文学有深远的影响。唐代传奇，首先是在志怪的基础上，加以繁衍扩展，形成着意虚构而又怪诞离奇的长篇，而后再转向人间生活。而且，在整个文学史上，志怪小说始终没有消失。其中最有价值的一文，乃是有意识地利用志怪形式，在奇幻的故事中表现社会生活和人生情感的作品，蒲松龄（聊斋志异》可以作为代表。至于六朝志怪中的故事，为后代小说、戏剧所吸收，加以创变，推陈出新，更是不胜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