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叶信高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方苞，戴名世等桐城先贤们趣闻故事，传奇佳话。老人们都说，戴名世是皇帝听信奸臣谗言，惨遭*害。留下“木匠造枷枷木匠，翰林监斩斩翰林”的名对。而方苞则以“讲大话救命”，免死。话说当戴名世案犯入狱，方苞料定必受牵连，便命家人，找来扎糊匠人，扎糊了许多许多红字灯笼，统统写上“方府”字样，又配送一些腊烛，然后免费分送到大街小巷，各家各户。当年皇帝好微服私访，逛街遊玩，某天夜晚，皇上在心腹侍从陪同下，秉烛夜遊，所到街巷弄里，所见老少行人，都手提“方府”字样的灯笼。这一情景，令皇上惊恐不已，心想：若*方苞，众怒难犯。于是乎，保全了方苞性命。
以上虽为民间传说，倒也说明方苞才智过人，善用造势威慑对方以求生。可赞。

方苞，桐城人，1668年生，1749年卒。字凤九，一字灵皋，晚年自号望溪，学者称望溪先生
近日阅读方苞的记事散文《狱中杂记》（节选），颇有感悟。对桐城派始祖之一的方苞人品、文风亦略窥一二，故试作短文一篇。
方苞因牵连“南山集案”，被捕入狱，身陷囹圄，生死难讣。可他竟能至生死而度外，深怀忧国忧民之志，将狱中所见所闻所想如实作文：“康熙五十一年三月，余在刑部狱，见死而由窦出者，日四三人。有洪洞令杜君者，作而言曰：此疫作也，今天时顺正，死者尚希，往岁多至日十数人。而狱中为老监者四，监五室，禁卒居中央。牖其前以通明，屋极有窗以达气，旁四室则无，而系囚常二百余。每薄暮下管键，矢溺皆闭其中，与饮食之气相薄。又隆冬，贫者席地而卧，春气动，鲜不疫矣。狱中成法，质明启钥，方夜中，生人与死者并踵顶而卧，无可旋避，此所以染者也。”方苞耳闻目睹狱中疾疫流行的悲惨情状，究其原因，食宿条件恶劣，室内空气恶浊。“每薄暮下管键，矢溺皆闭其中，与饮食之气相薄。”“方夜中，生人与死者并踵顶而卧，无可旋避，此所以染众。”用简洁的语言把封建社会所谓的法律法规实情实质勾画出一幅人间地狱的画图。

面对有钱能使鬼推磨，无钱无罪命难留的实质。方苞写道：“又可怪者，大盗积贼，*人重囚，气杰旺，染此者十不一二，或随有瘳。其骈死者轻系，及牵连佐证，法所不及者。余曰：京师有京兆狱，有五城御史司坊，何故刑部系囚之多至此？杜君曰：迩年狱讼，情稍重，京兆五城，即不敢专决。又九门提督所访缉糺诘，皆归刑部，而十四司正副郎好事者，及书吏狱官禁率，皆利系者之多；少有连，必多方钩致；苟入狱，不问罪之有无，必械手足置老监，俾困苦不可忍，然后导以取保，出居于外，量其家之所有以为剂，而官与吏剖分焉。中家以上，皆竭资取保；其次求脱械居监外板屋，费亦数十金；惟极贫无依，则械系不稍宽，为标准以警其余；或同系情罪重者，反出在外；而轻者，无罪者罹其毒，积忧愤，寝食违节，及病又无医药，故往往致死。”这段文章的字里行间，方苞深刻地揭露了在贪官污吏横行的所谓“圣德之治”封建社会，钱决定了人命生死。他的遣词用语虽不比鲁迅的辛辣，可也算敢直言以叙，嫉恶如仇。

然而，方苞必竟是封建时代的文人，无法蜕脱那个时代的烙印。即便有再多的愤怒也不便冒犯皇威，只能用“阴阳刚柔之美”的表现手法发出哀叹和企盼，以体现他忧国忧民的品格。为弱者叫屈，为无罪人鸣冤。“在余伏见圣上好生之德，同于往圣，每质狱辞。 必于死中求生，而无辜者乃至此；倘仁人君子，为上昌言除死刑，及发塞外重犯，其轻系及牵连未结正者，别置一所以羁之，手足毋械，所全活可数计哉！或曰：狱旧有室五，名曰现监，讼而未结正者居之，倘举旧典，可小补也。杜君曰：上推恩，凡职官居板屋。今贫者转系老监，而大盗有居板室者，此中可细诰哉！不若别置一所，为拔本塞源之道也。” 奢望着黑暗的监狱制度得以政革。
“余同系朱翁余生，右邻械系老监，呼号达旦，余感焉。识杜君言汛讯之，众言同。于是乎书。”不忍“呼号达旦”“于是乎书”便是方苞写“狱中杂记”的动机和目的。
纵观方苞的这篇文章，以记叙真事实情的写作手法，既表达了方苞本人的抱负，也代表一切善良人的满怀痛愤的抗议和控诉。充分体现出方苞能从个人痛苦的圈子里跳出来，为蒙冤受屈遭遇惨痛者仗义执言。将“博爱之仁，好生之德”的精神播洒于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