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野严九郎后来的情况也恰恰证明，他与鲁迅别后虽未再谋面，但心始终是相通的。《藤野先生》发表后，鲁迅多方打听惜别20多年的恩师的近况，“在我所认为我师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而藤野知道大文豪鲁迅写了自己的故事之后，念于自己的窘境始终没有与鲁迅联系。1936年10月，鲁迅的死讯传到日本。据藤野先生的侄子回忆，看着报上鲁迅的照片，藤野把报纸举过头顶拜了几拜。当得知鲁迅不只把自己的照片挂墙上，写在作品里，而且这些年里一直在寻找他，想见他或他的后人一面时，藤野先生深感懊悔，写了短文《谨忆周树人君》刊发在日本进步杂志上。

之所以如此善待留学生鲁迅，藤野先生曾对人说过，“尽管日清战争过去多年，还有很多日本人辱骂中国人为‘辫子和尚’，说中国人坏话。仙台医专也有一伙人白眼看周君，把他当成异己。我在少年时代……学习过汉文，对中国的先贤甚为尊敬，所以要爱惜来自这个国家的人。这就是我对周君感到特别亲切、特别感激的缘故”。

藤野先生的正义信念反映在他在战争期间的态度上。1937 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由于军购药品激增，药价暴涨。藤野先生在乡下的诊所有不少存药，但面对药商的高价求购，却推说这些药是为满足当地村民需要所存，一点都没有卖给对方。他对儿子们说，“你们要记着，中国是将文化教给日本的先生”。

藤野严九郎就是以这样力所能及的方式抵制了不义的侵华战争。但他却没有活到自己的祖国与他所敬重的国家握手那一天。藤野先生的长子藤野恒弥被迫从军，1945 年 1 月病死在广岛。时年71岁的藤野先生，强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回到诊所重操旧业维持生活。8月11日，在战争结束前四天他因积劳成疾不幸离世。

而鲁迅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一年便溘然离世，去世前他一方面深深挂念着抗战局势，一方面仍坚信中日两国总会有“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一天。

在不幸历史的大背景下，鲁迅和藤野先生的故事弥足珍贵。这种超越民族偏见，建立在敬重与善意基础之上的个人友谊，为两国的民间友好，人民之间的信任与和解撒播下种子。

鲁迅先生毕生结交多达160余名爱好和平、敬重中国、思想进步的日本友人。1931 年，来上海留学的增田涉拜鲁迅为师。鲁迅就像当年藤野先生对待自己那样，格外照顾这位日本学生。增田涉曾回忆说，一次鲁迅拿藤野的照片给他看，对他说“不知道老师现在状况如何。大概……可能……已经去世了？不知道他有没有子女，能找到他的子女也好……”。

在上海的人生最后9年里，鲁迅结识了终身信赖的日本朋友内山完造。以内山书店为据点，鲁迅完成了他晚年的许多计划，留下了无数感人的故事。可以说，在上海这段时间里，中国迎来国内和国际各方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鲁迅也完成了其思想的最终成型，坚定地站在进步、正义、和平、人民一边，走完了其战斗与呐喊的一生。面对时代变局，他“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面对日本军国主义侵华不断升级，他一面坚定地予以谴责，一面将军国主义分子和日本民众加以区分，相信“日本和中国的大众，本来就是兄弟”；面对生命的终点，他披露心牵人类的广阔胸怀：“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而在此过程中，内山完造给他提供的帮助是大量的和无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