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进入夏季以来，四川和重庆众多地区持续高温，极端天气已持续60多天，据预测，这波高温将持续到9月上旬才会缓解。
耐不住高温的川渝人民，纷纷逃离两地，往返于海南、贵州等地避暑纳凉，没想到病毒是走到哪里跟到哪里，重庆的疫情反复持续也有一月有余。
往年的伏天，正是长江流域水电高效产出的时期，川电一直是国家水力发电的主力军。但入夏以来，本就是丰水期的上游却水流枯竭，据报道，重庆地区有66条河流断流，25座水库干涸。
全球气候变暖，致使南极和北极也深受影响。南北极的冰川也在加速融化。 今年7月，北极圈的温度一度飙升至32.5摄氏度。覆盖世界第一大岛格陵兰岛的冰盖也在加速融化。
是什么原因导致气候的变化？人类面对这些问题真的就束手无策了吗？
最近看了一本关于人口学的书，说巧不巧，偏偏作者就认为人口变化正是影响全球环境变化的主要原因。
这本书的名字叫《世界人口简史》，作者是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盟前主席马西莫·利维·巴奇。
这本《世界人口简史》从原始社会讲到工业革命后的人口大爆炸，人口从旧石器时代的100万增长到如今的70亿。我们在书中能够看到世界人口变化的机制和人口迁徙的艰难历程，可以了解人口增长、停滞和衰退的周期性规律，同时还可以观察到人口与资源和环境的平衡如何保持的，以及人口对历史、地理、国家和人类整体命运的终极影响。
本书的作者马西莫·利维-巴奇是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人口统计学教授，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盟前主席。曾任教多国的大学，在人口学领域著有丰富的、有影响力的论断。他长期研究当代人口学和人口史，关注全球人口发展并预测人口趋势。他提出的“死亡率危机”的概念，被学界广泛接受。
从事多年研究世界人口工作的巴奇教授，在这本书中关注的是不同环境和时期中，那些决定人口与资源之间不稳定平衡的机制是如何运作的。
01、人口发展与自然变化的相互影响
人口、大气污染和气候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十分密切的。人类活动的增加，特别是对化石燃料的使用增加，导致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增加，阻挡地球表面散发的红外辐身，导致全球变暖，对环境和人类活动产生各种影响。
从1951年到2010年，由于所有人类活动，包括能源、交通、工农业、商业和居住活动的生产，导致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增加了80% 。温室气体主要构成成分是二氧化碳。
这一事实引发人类的高度关注，无数推断证实，全球变暖将继续一个世纪，2081-2100年间地球的平均温度会比1986-2005年间高1至4度。
温室气体对环境的影响是人口、收入和技术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专家论证，温室气体增加诸多因素中人口因素占到50% 以上的比例，特别是人口增长带来了直接的影响。
全球变暖又将如何影响人类呢？
首先是，气候变化将以不同方式影响世界不同地区。洪灾、旱灾给人口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波高温，致使嘉陵江断流，水力发电受阻，很多工厂限电生产。热射病成为阻碍户外作业的最大因素。
其次，低纬度的大片地区因为干旱，谷物和其他农作物的生产力下降。
然后，病原体会在地理上重新分布，在气候变暖造成较大影响的地区，传染性病原体和营养不良的发生率会影响。
最后，由于热浪、洪水和干旱的频率增加，生存风险也增加了。今年夏天，因为持续高温，西南的洪灾和山林大火又造成人员死伤。
人类自从钻木取火以来，一直想着如何改造环境为自己所用，想要获得更丰富的自然资源。漫长的几个世纪过去之后，人们才发现人口与资源是不平衡的。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政策以及社团组织觉醒，呼吁人们珍惜自然资源，不要施恶因，否则最终为恶果买单的还是人类。
02、选择与约束是人口增长历史的特点
作者进行人口研究遵循的有两大原则：
第一是关于人口与环境的关系，环境可以被宽泛地理解为包含所有决定生存的因素，如物理环境、气候、食物供应等；
第二是关于繁殖与死亡率的关系，死亡率与对后代的投入相关，而对后代的投入又与繁殖强度成反比。
作者认为，选择与约束是人口增长史的两大特点。
第一种是约束力量，另一种是选择力量。因为这两种力量的共同结果，产生了今天人口增长的结果，到2023年世界人口会达到80亿人。
约束的力量，指的是包括气候、疾病、土地、能源、食物、空间和定居模式。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相互影响。比如粮令、原材料和能源都来自土地，它们都是人类生存的重要决定因素。气候决定了土壤的肥力，对人类定居产生限制，并与疾病的模式相联系。疾病又与营养相关，直接影响生育和生存。这一切就构成了约束人口增长的力量，交织在一起，非常的复杂。
以上因素发生变化时比较缓慢，而且具有持久性，产生的影响和波及的面积是巨大的。
人类可以通过对约束因素进行调整、克制或释放，统称为干预。比如新的耕作和技术可以增加粮食和能源供应；改善衣服和住房可以淡化气候的影响；预防感染病、防止疾病传播的措施可以限制疾病的影响。
03、人口控制论下的中国现象
英国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他著名的《人口原理》中曾经谈到了中国的人口问题。他认为中国人口过剩是造成中国贫困落后的重要原因。这使得中国近代的政治经济学领域深受其影响。
根据他的理论，人口学家马寅初提出了著名的《新人口论》。这一论断影响了之后几十年中国的人口走向，并催生了上世纪8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
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总人口由1949年的5.4亿人发展到2018年的近14亿人。庞大的人口总量为中国经济的腾飞提供了宝贵的人力资源，为国家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70余年来，我国人口类型发生了两次转变。
以下是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人口出生率为36.0‰，死亡率高达20.0‰，自然增长率为16.0‰，平均预期寿命仅为35岁，属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传统型人口再生产类型。
新中国成立后，在和平环境下，生活、医疗水平的提高与发展，到1957年，人口死亡率已下降至10.8‰，自然增长率升至23.2‰，人均预期寿命升至57岁。这喻示着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较快实现了第一次转变，进入了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过渡型阶段。
进入20世纪70年代，生育率得到有效控制，人口再生产类型开始出现以出生率下降为主的第二次转变。1949—1969年，中国一直保持较高的生育率水平，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为5.8，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平均为33.9‰和20.8‰。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1977年总和生育率下降到3.0以下，上世纪末，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8左右，出生率降至15‰以下，自然增长率降至8‰左右，2018年人均预期寿命为77岁。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阶段，与现代经济发达和较发达国家类似。
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导致了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200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7.0%，0—14岁人口比重为22.9%，老年型年龄结构初步形成，中国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2018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1.9%，0—14岁人口占比降至16.9%，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将加大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压力，减弱人口红利，持续影响社会活力、创新动力和经济潜在增长率，是进入新时代人口发展面临的重要风险和挑战。联合国预测我国30年后的人口数量，可能下降到11亿左右。
人口对一个国家来说至关重要，不仅代表着生产力，同时也关系到消费力，若人口数量下降，这个国家的经济也会受到影响。这也是为何中国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大力鼓励生三胎。
作者在书中说到，人口老龄化超出一定限度，给社会制度带来沉重负担。最后，生育率远完低于更替率，会导致代价高昂的不经济，从长远来看社会将不可持续。
04、总结：人口问题已上升至价值观问题。
作者认为，现代世界所经历的最深远变革是人口结构的变迁。
1800年以来，全球人口经历过两次重大转型。第一次是人口膨胀带来了规模效应，为欧洲提供巨大的发展优势。不断增长的人口为工业革命持续补充年轻的劳动力，反过来，工业技术的进步和全球贸易的增长又进一步刺激了人口生产与海外迁移。
第二次是人口增速放缓，带来老龄化人口结构危机，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随之产生，比如国家福利负担加重、老后*、老年人在无人照料的情况下孤独死去，等等。
作者从经济学、生物学的视角研究人口控制问题，他最后说到，伴随着对人口的深入研究，越来越多的专家、机构以及政府认识到了环境现象具有全球性和相互关联性，人类对人口的有序控制问题逐步会形成一些共同的基本原则。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已经上升到了价值观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