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厢记》到《牡丹亭》

作者：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硕士 杨少伟

我们知道，《西厢记》的故事取材于唐传奇《莺莺传》，董解元在唐传奇的基础上进行改编，创作出《西厢记诸宫调》，然而《西厢记诸宫调》虽然也展现了张生和崔莺莺跟封建家长的对抗，但是我们明显能感受到董解元想方设法地为崔张的越礼行为找到合理性——崔跟张的爱建立在报恩的基础上，严重削弱了“情”的那种“不知所起”的魅力，即“情”应当是人的本能，不应当抱有某种目的。到了王实甫所作的《西厢记》，社会背景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元朝是蒙古族执政，对南宋以来“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教条并不承袭，思想控制层面较为宽松。再者，由于蒙古帝国疆域极其辽阔，几乎打通了东西方的贸易壁垒，所以商品经济十分发达，市民阶层随之扩大，市民文艺开始进一步发展。实际上在宋平话时，市民文艺已经初现端倪。

李泽厚认为“这种世俗文学的审美效果显然与传统的诗词歌赋，有了性质上重大差异，艺术形式的美感逊色于生活内容的欣赏，高雅的趣味让路于世俗的真实。”因此，尊重人本身的感情乃至*的文学作品开始出现，《西厢记》无疑是代表作之一。其实，在王实甫之前的关汉卿和白朴的作品中都有对“情”的呼唤，比如关汉卿《拜月亭》提出：“愿天下心厮爱的夫妇永无分离”，白朴的《墙头马上》提出：“愿天下姻眷皆完聚。”然而，关白描写的对象是夫妇，王实甫比他们更大胆一些，他所谓的“有情人”还包括像张生和崔莺莺这样私定终身的青年男女。崔莺莺和张生在普救寺一见钟情，王实甫给予这种无目的的“情”以充分肯定，他认为婚姻之前需要有这种“情”作为基础，他希望所有相互喜欢的人能够如愿以偿地在一起，从另一方面讲也是对封建礼教提出挑战。

元朝统治时间很短，明朝建立后，意识形态又回归到正统理学上，明朝中前期冲击封建礼教的爱情文学作品乏善可陈。到了正德嘉靖时期，王阳明心学开始发展，王艮主张“百姓日用即道”，李贽主张“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这些观念促使人们开始对传统进行反思，与此同时，戏曲小说的创作也开始张扬人的个性，暴露人的情欲。在文学界，以汤显祖、兰陵笑笑生等人为代表，勇敢地高举起“情”与“欲”的旗帜，公然与宋明理学相抗衡。这一股进步的人文主义思潮，犹如势不可挡的狂涛巨浪，对于儒家的纲常名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们强烈要求个性解放的呼声，恰似裂空的春雷，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灵，并引起了强烈共鸣。

《金瓶梅》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中横空出世，它把人的*推向了极致，不止是西门庆的*，还有潘金莲李瓶儿，以至于应伯爵等各个社会阶层的*，都进行了无情的暴露。《金瓶梅》之后，才子佳人小说开始盛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金瓶梅》《玉娇李》等既为世所艳称，学步者纷起，而一面又生异流，人物事状皆不同，惟书名尚多蹈袭，如《玉娇梨》《平山冷燕》等皆是也。至所叙述，则大率才子佳人之事，而以文雅风流缀其间，功名遇合为之主，始或乖违，终多如意，故当时或亦称为 ‘佳话’。”然而这些小说套路几乎一样，鲜有佳作。

如果说《金瓶梅》是在暴露社会的矛盾中剖视人们扭曲的*，那么《金瓶梅》稍后一些的《牡丹亭》便是对人正常之“欲”的呼唤。汤显祖在该剧的《题词》中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开始是十分孝顺尊敬师长的女孩子，后来当她步入满园春色的后花园后，青春意识被唤醒，她希望自己能在最美好的岁月里去爱人，去被人爱。“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是杜丽娘觉醒后的真实感受，哪怕是以死抗争，也要与心爱之人相伴，这种“至情”在杜丽娘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汤显祖就是要告诉我们“爱人”和“被人爱”是人们再正常不过的青春之欲，他十分肯定青春的美好和爱情的崇高，在晚明社会思潮涌动的背景下，汤显祖的《牡丹亭》也是数一数二的佳作。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西厢记》和《牡丹亭》还是没有跳出“一见钟情”的套路，无论是崔莺莺和张生还是杜丽娘和柳梦梅，都是没有心灵的交流，亦没有相互体贴。郭延礼认为：“在《红楼梦》之前的爱情作品中，包括优秀的古典名著《西厢记》《牡丹亭》在内，基本上是才子佳人式的一见钟情，标准是郎才女貌。张琪与崔莺莺、杜丽娘与柳梦梅，虽表现形式不一，所揭示的思想意义深浅有别，但就其爱情的实质，则多系外貌的相互吸引。”曹晋秀、闫淑敏认为“曹雪芹以前的作品，多写一见钟情、幽情密约的爱情故事，‘郎才女貌’是爱情建立的基本标准，亦即基本的爱情观。”笔者以为，这很可能是受到戏曲体裁的限制，戏曲中没有那么大的容量去表现像《红楼梦》宝玉和黛玉“同行同止”的生活。所以只有到《红楼梦》横空出世，传统的思想和写法才逐渐被打破。（杨少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