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永济普救寺始建于唐武则天时期，原名西永清院，是一座佛教十方禅院。《西厢记》中“红娘月下牵红线，张生巧会崔莺莺”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关于《西厢记》，藏着许多你不知道的故事，让小编带着你去探秘西厢文化。

《莺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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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的小说和戏曲创作当中，经常会有这么一种情况，同一题材反复出现，同一个故事在流传的过程当中被不同的作者进行不同的加工、裁剪再创作，《西厢记》所演绎的爱情故事就有一个长期流传的过程。

这个故事最早见于唐代著名诗人元稹写的传奇小说《莺莺传》。《莺莺传》还有一个名字叫《会真记》，在元稹的笔下故事是这样的：

有一位年轻的书生寄居在普救寺，有一位姓崔的妇人带着女儿莺莺路过普救寺，遇上了兵乱，崔氏受到了张生的保护，就摆下了宴席，让自己的女儿莺莺出来相见，表达对张生的感谢之情。莺莺和张生就这样一见钟情，在丫环的帮助之下，莺莺和张生偷偷幽会，私定了终身。

看上去，这个故事和后面的《西厢记》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故事的结局是张生没有考中，也没有回去迎娶莺莺。两人后来各自婚嫁、各奔东西。

为什么这个故事，在唐代的传奇当中会呈现出这样一个结局呢？有的人认为，可以从作者元稹身上找到一些原因。在唐代，元稹和白居易齐名，当时号称“元白”，他们的诗歌体叫作“元白体”。很多人都认为《莺莺传》写的就是这位大诗人元稹的亲身经历。

这个故事最最原始的版本据说是这样的：元稹在家乡有一个青梅竹马的玩伴，名字叫崔小迎，在他去京城以前，两人已经私定终身。唐德宗贞元年间，当时是一介书生的元稹得到了太子少保韦夏卿的赏识，就被招为东床快婿，就这样，元稹和他的青梅竹马崔小迎就断了联系。最后，写了这样一部《莺莺传》以表衷情。

在《莺莺传》中，张生认为莺莺是尤物，而这种尤物“不妖其身，必妖与人”，这样的一种女孩子，如果不是给自己带来妖祸的话，也会给别人带来妖祸。而且，在《莺莺传》当中，主人公张生觉得“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就是我的修为还对付不了这种妖孽，所以忍情弃舍。元稹作为一个作者，是赞同张生这个态度的。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元稹敢于写这样一个结局而不怕挨骂？这实际上是和当时的社会背景、社会风尚，和唐代的特殊文化有关的。

相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朝代来讲，唐代的婚姻观念是相当开放的，《唐律户婚》也就是唐朝的户籍法和婚姻法里边有规定，子女如果没有得到家长的同意已经建立了婚姻关系的，法律予以认可。这就为唐代青年男女自由恋爱开了法律的绿灯。同时在唐代，离婚也非常地自由，不仅法律是允许离婚的，而且不受社会舆论的非议和谴责。女子再嫁不被视作是失节，唐代的公主当中，再嫁、三嫁的都非常多。当然，唐代毕竟还是一个男权社会，女子的地位肯定是不如男人的，比如唐太宗就曾经大力宣扬过长孙皇后写的《女训》，它的内容也是教导女子三从四德、守节甚至殉夫。所以，唐代的情况比较复杂，莺莺作为一个不遵母训，又追求自由的一个小姐，当然也就处在这样的矛盾和冲突当中，是很难得到一种圆满的幸福的。换句话说，如果元稹的故事属实，那么他本人就是张生的原型，他曾经抛弃青梅竹马的崔小迎另攀高枝，写到最后，他大概内心也有愧疚，所以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找个正当的理由，《莺莺传》的结局也只能是这样了。

不过，一个传奇一旦传播开去，就难免会有很多人想通过改编再创作来表达自己的遗憾和不满，所以，崔莺莺的故事就在传播的过程当中被慢慢地改变了结局。

唐代元稹的唐传奇《莺莺传》问世以来距今也有一千多年的时间了，它是最早叙述张生和崔莺莺故事的作品，到了宋元时期又经过文人的不断创作，至今，董解元写了《西厢记诸宫调》将这个悲剧的结局改为喜剧，元代王实甫最终完善，元杂剧《西厢记》问世，《西厢记》的完成说明王实甫对于“情”的关注更加深刻，希望所有相爱的人都能够可以不顾一切地在一起，“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

王实甫和我们前面介绍过的戏剧大师关汉卿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王实甫是元朝的大都人，换句话说，也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北京人。关于他的经历没有详细的记载，我们知道他写过十几部戏，其中当然以《西厢记》最为出色。也正是因为这部戏，王实甫的名字还能够流传下来。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王实甫的笔下，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故事才一天就说他却忽然纯粹和真挚，也因此打动了更多的观众。我们经常说爱情是永恒的一个话题，在那个历史时期，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强调情的自主，很多戏剧作品把真情视作理想，然而，王实甫比一般的市民更为大胆，很多人都会引用的那句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就出自《西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