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不出图后的圣贤
东夷昊
“河图”这两个字颇耐人寻味，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它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虽然至今没有人能够说清其由来。《易·系辞上》中就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将河图洛书提高到了文明肇始的地位，是圣人必由之道，也就是万古不易之道。在这方面我的知识储备不多，不敢妄议其是天文还是地理是科学还是神秘，只能就事论事，来谈一下作家常芳的这部叫做《河图》的小说。
关于书的名字。作家选择这两个字作为书名一定有自己的道理，我最初的揣测是，它是当古老的中华文明不得不向现代文明转型时的一个隐喻，也就是古人所言的“变天”之际，朝代鼎革、文明更替，出现的新的现象和图景。不过我在书中虽然看到了会说话的老鳖以及暧昧不清的星象等描写，但是一直没有找到想象中“河图”的“实像”载体，这一点和书中那些民间传说以及插叙的海外故事一样，似乎与主旨的结合度不够，而使人有一种疏离之感。
史实方面的缺憾。作为一名史志工作者，我最大的兴趣点是评论家们指出的“山东独立十二天”内发生的历史事件，但实际上这部小说更大的侧重点是人物塑造而非非虚构的历史写实，这是我感到遗憾的第二点。作为文学作品，它成功地塑造了谷友之这一乱世英雄，通过非常手段和非常之野心，悉心经营乘势而为，实现了底层的逆袭；但作为历史小说来说，在历史材料方面则显得相对孱弱了一些，十二天内的所有事件，都是以“局外人”的立场叙述的，没有展现那种波澜壮阔的冲突，甚至没有交代清楚“独立”具体的来龙去脉和关键人物的作用、关键节点的发展等等，过于侧重于一家一族，缺乏一种大历史的审视。作为日照人，我其实很想看到丁惟汾等人在那个大时代里出场、奔走、运动时的形象，及至想了解孙宝琦、袁世凯等达官巨僚在其中的掌控、运作时的内幕。有的评论者说这部小说有点像《百年孤独》，也许从家族史的角度来说，任何家族史都有相似之处，但是这种依托历史题材的小说，让我联想到的不是《百年孤独》，而是想起了略萨的《世界末日之战》，对照略萨的那种全景式的描写、那些文明的冲突和人性的对决的寻微探幽，这本书虽然在厚度上并不逊色，但在深度上仍然略差一筹。所以当我看到有个报道讲这部小说是“最像名著的作品”时，我觉得“像”还是不够的，而且说“像”，总有点模仿的意思在，似乎在旁证作家未达到风格上的成熟、思想上的独到、“这一个”的唯一性——虽则这未免吹毛求疵，或者有着读者不会明白的原因，例如因题材或内容的敏感性导致的删改等等。不过我还有一种感觉就是，山东独立十二天的历史档案（包括电报、文件、书函、报道等等）应该是存世不多的，一则当时没有档案记录和保管的习惯，二则世道纷乱即便有记载也流失严重，导致后来的作家甚至历史学家都不能够最大限度地占据第一手资料。资料及素材的缺失、断层，使得作家只能发挥文学想象，去找一个小的切口来创作。
结构和语言问题。以上说的都是个人觉得遗憾之处，但不妨碍这部作品的成功和精彩，好处大家自然都能看到，不必赘述。从结构布局上来说，有的读者说联想到了《云图》，但我恰恰没有联想到。而是觉得这种写法在运用上容易导致结构松散甚至交代不清，譬如第四章“成吉思汗”那段就有点“色彩跳脱”，不但前后文之间连贯性关联不够，而且在文章中起到的作用似乎也不大。在写作手法上，我的感觉常芳是一个传统作家，有着扎实的现实主义写作基础，完全可以不用这种叙述方式及手法来讲故事。这种文本交互的极致是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这种叙事手法的极致是帕慕克，他们就像数学的高峰，很难再突破创新，而且中外语言差异导致的理解沟通更是一个大问题。中国作家一定要有中国式的叙事方式，要成为世界性的作家，就必须找到自己独有的而且有着鲜明族群文化特征的语言方式。
由几个人物想到的。书中第二章就说了工程师戴维同时是一名“人类学家”，这对很多读者来说可能是陌生的，其实从十九世纪初以来，西方人类学家光顾中国考察已不稀奇，国家图书馆就曾出版过一套大型系列丛书《亲历中国丛书》，其中就收录了一些人类学家的考察实录，譬如拉约什的《黄色的神祇，黄色的人民》既是一部考察实录，又是一部很有文采的散文集。西方人类学家来到中国自然研究的是中国人，语言文化传统习俗等等，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确实他们科学研究的客体。这是一门学问，其实更是一种不对等的文明审视，因为当时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可以去研究西方“文明世界”的人类行为。西方用枪炮和“文明”迫使一个衰老的帝国走进现代，但是谁也想不到，中国的现代之路历时这么久、历程这么长。
从人物的文化隐喻来看。谷友之，是一个未完全接受西方和东方教育的一个“怪胎”，他幼年接受了西方天主教的教育却被遗弃成“东方孤儿”，不得不在民间世俗中挣扎求生，更是成为中国正统文化的弃儿。但正是这种苦难磨砺出的文化混血儿，由于顽强的求生意志，却披着“鬼皮”一度成了那个时代的“新人”，使得象征了固守传统的南海珠和象征了全盘西化的南明珠以及生活在梦想中的南怀珠不得不屈服。正所谓“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也许文明的历程并不只是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二分法，还有着其中“螺旋式上升”的潜在规则。
革命派的南怀珠也好、石会长也好甚至咸小姐也好，在书中都被赋予了丰富的人性色彩，而非单纯的革命“狂徒”，书中塑造了他们的急功近利、贪财好色以及懦弱畏怯，从人物的软弱性上影射了独立失败的必然性，但是这种典型与历史最终的发展并不对等，例如丁惟汾的人生履历就说明了革命并不来自于一时的狂热，而且信仰也并不是来自红酒和鱼的加持。大浪淘沙，时代总有一些坚定的东西会留存下来。并不一定都得像南珍珠等人“道不行，乘槎浮海”。当然我并不是为尊者讳或者“死者为大”避而不谈那些糟心事伤心事，而是过于细致的细节会让读者产生误解，乃至与悲剧结果相挂钩。
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说，以上的观点都太随意而且不够系统，没有纲举目张一二三四，也没有正反对比和举出恰当的例子，说的也大概有些尖酸刻薄。能够经营这么一部大部头，非一般作家所能左右，这需要大力气和大情怀，需要看到事件的全貌也需要照顾到具体的细节，需要从每个人物的眼中去反复端详同一件事物的不同，这是很不容易的。
河不出图后的圣贤。“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孔夫子的悲鸣似乎早就在预示着古代的终结，文明的断层还在试探着融合，现代的中国正在行进当中。所以第四十二章只有两个字：中国。
在现代文明的播迁流变当中，河图真的是万古不易的遵循吗？
2023.05.03
壹点号东夷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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