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没有席位的发言
卓则必绝，远则自离。贾谊自然而然地与他同时代的人离绝了。
哭向长沙
很多英雄一生的失败在他出生时即已注定：生不逢时。贾谊如果早生二三十年，能碰上秦皇嬴政，碰上楚霸项羽，碰上高祖刘邦。而如果他晚生五六十年，他又可等到汉武帝刘彻。那些都是需要英雄的时代。是英雄创造历史的时代。偏他生在这两个浪峰之间的低谷中！
这是一个蓄势待发的时代。这是一个讲“无为”的时代。这是一个庸人都可以拱手而治的时代！汉文帝曾对他那个时代的一代名将李广感喟：“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史记·李将军列传》）
其实，他身边还有一个绝对可以成为一代名相，能引导他和汉帝国超越三代、做出前无古人辉煌业绩的人物。那就是与李广一样年轻有为、天才俊发的贾谊。
我很替文帝惋惜：他的手下有李广这样的将，有贾谊这样的相，却也只能“无为”而治。这是多么的暴殄天物？他实在是不善于用手中的上上牌，打出最高分。这又怎么能不让人扼腕叹息——在他的帝国里，李广不能封侯，贾谊不能拜相。最终李广绝望而自刎，贾谊凄伤而夭折。天生我才必有用，文帝逆天之意，*天之才，文帝之罪亦大矣！
相较而言，文帝对贾谊更寡薄：对李广这样的英雄，他至少是给了他用武之地，让他在战场上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才华。但对贾谊，文帝就不能为贾谊安排政治席位，使他有折冲樽俎运筹帷幄的机会。这也不能全怪文帝。他自己也是被人从藩国请到权力中心来的。当文帝被陈平周勃等人请入主席时，他发现，帝国的圆桌边已坐满了济济的人头。这一桌丰盛的筵席，不能再给任何别人分一杯羹。哪怕是文帝带来的人。
是的，这个帝国在灭掉诸吕之后，只缺少一个刘姓的皇帝，而不缺少大臣。
贾谊是一个没有席位的就餐者。更不用说去当主持宴席的“祭酒”了。
他给了这个时代最好的忠告。他是那个时代最睿智的发言者，是那个时代庞然而麻痹的躯体上锋锐的虻，可他却没有席位！甚至，最后，连会场也不让他进！他被逐出京师。
中国历史上那么多的流放贬谪，除了对不同政见者或席位争夺者阴毒的肉体惩罚外，更重要的目的，就是把他逐出舆论中心地带，让他远离话筒，让他的声音消失。
昙花一现的政治辉煌消失了。贾谊一路哭向长沙。
远见卓识
我们先来看看贾谊的履历吧：十七八岁时，他已博览群书，并以精通经典、善于作文而名扬郡中。22岁，文帝元年，河南守吴公向文帝推荐年轻的贾谊。文帝征召贾谊为博士。在博士中，贾谊年龄最小，学问却最高。文帝有所咨询时，他总能答出别人不能回答的问题，而且还颇合大家心意。侪辈都对他很佩服，文帝也对他格外赏识，一年之内，他被越级提拔为太中大夫。并有意要委他以公卿之位。
就在这短暂的两年内，他提出了许多极有远见，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关于制度方面：上《论定制度兴礼乐疏》，请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他说：“汉兴至今二十余年，宜定制度，兴礼乐”了。显然，作为儒家的信徒，他对秦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反感与心理拒斥，他要新朝尽量抹去前朝的痕迹，确立大汉自己的风格与气派。政治体制方面：上疏主张削弱诸侯王势力；经济方面：作《忧民》，上《论积贮疏》。“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力倡“驱民归农”，禁止末技游食之民。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一贯思想，而在汉初积贫积弱时尤为必要。外交方面：反对对匈奴忍让，主张用他提出的“三表五饵”之法，灭之于无形。伦理道德方面：作《六术》《道德》诸篇。政治理论方面：作《过秦论》上中下三篇，分论始皇、二世、子婴之过。首篇总论治国之本在于施行仁义；中篇讲“取与守不同术”，应“逆取顺守”。下篇讲专制政体灭亡的必然性——其痼在专制自身。这三篇合而可为一大篇，洋洋洒洒，汪洋恣肆，诚为西汉鸿文。这是在理论上对残暴而失败的秦进行清算。他在认真地思考新朝立国的道德基础与统治理论，刘邦的那一帮流氓强盗式的武夫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意识的。萧何、曹参等出身狱吏，可以是很出色的行政人才，但不可能站到这样的高度。贾谊的横空出世，汉朝才算真正拥有了自己的理论家。
两年左右的时间，有如此众多的思想和理论建树、政策和策略建议，足见这位二十来岁的政治家的见识和胆略，足证他的政治天才，并足以奠定他在中国政治史上的地位。他可以侧身一流政治家之列而毫不逊色。
在这些建议中，既有眼前的急务，也有关乎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有很多更是深入到了整个封建时代基本的政治与道德根基。其中有一点特别值得提出来，这一点显示出，什么叫真正的睿智、真正的目力。
汉初的政治家、思想家们，都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秦为何兴暴而亡速？在思考这个问题时，人们又自然地把短命的秦和“千余载不灭”的周作对比。人们很容易地看出了两者显而易见的不同：周行封建，以一家血脉盘踞天下，各路诸侯，拱卫周室，所以固若金汤；秦立郡县，诛残同姓，宗族血亲一无所封，使无尺寸之地，官长各地者皆有功之异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一旦天下有事，没有至亲的相助！于是，结论似乎很明显：就国家的长治久安而言，封建制胜过郡县制。又由于郡县制的推行者恰恰是残暴寡恩的嬴秦，郡县制对同姓的寡恩与暴秦对天下的刻薄搅成一团，郡县制便很不幸地成为“不道德”的制度，而为人们唾弃。于是，历史的倒退十分的合乎逻辑：为了打败项羽，封！封功臣！为了屏障刘氏，封！封宗室！天真的刘邦以为，这些同姓王定比异姓忠心。但是，假如一个同姓的诸侯要挑战中央取而代之，怎么办呢？
很显然，血缘并不能保证这些跋扈的诸王对中央的效忠，独享资源和独擅权力的诱惑更大。自封王以来，无论是异姓还是同姓，叛乱、寻求独立于中央，甚至对中央取而代之的企图一直没有中断过。刘邦政治上的短期行为以及理论界在制度问题上的严重失误，造成了汉初几十年的动荡与生灵涂炭。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贾谊表现出了他异乎常人拔乎流俗的见解：他认为秦统一六国，实行郡县制，乃是“除六国之忧”的有远见之举；而当今的分封政策，恰恰又是“成六国之祸”的倒退行为。（《权重》）贾谊之聪明，在于知道国事不可恃于人的品行，不可恃于人的血缘亲情，必恃于势。所以，秦之速亡，不在取消封建而立郡县，在权力制衡的丧失。而西周的政治制度是贵族民主政治。天子并不能对天下大权“孤独而有之”。他的行政权力要受到来自各方面的约束和限制。贾谊认为，正是这种对权力的约束与限制，才是周千载不灭的原因，也是取消了这种约束的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中青亮点 A N.R&M h%U E#W5i
在国家制度上，他反周尚秦；而在权力制衡上，他又反秦尚周。在这一取一舍之间，让我们得以窥见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个性之殇
但远见卓识往往“自绝”于当代。卓则必绝，远则自离。贾谊自然而然地与他同时代的人离绝了。他藐视他们，他们也排挤他。他们根深而叶茂，藤粗而蒂固；他则一无所恃；他只能恃文帝的保护。但文帝也一样脆弱——天子议以谊任公卿之位。绛(绛侯周勃)灌(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尽害之，乃毁谊曰：“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以谊为长沙王太傅。
平心而论，文帝刘恒还是很信任也很愿意重用贾谊的，他毕竟不是一个昏君。但他不能失去朝廷权力的平衡，他也不能为了一个贾谊而触犯众怒。一边是功高盖主的老臣，一边是初出茅庐的后生，两边既已势不两立，剑拔弩张，文帝只能倾向前者：反对前者，他自己的位子都不安稳，没有前者的拥立，就没有他的今天；没有前者的支持，也没有了他的明天。
贾谊的失败是时势所必然，同时也与个性相关：贾谊的性格太躁急，太傲慢。躁急则不能待人，不能捺住性子等待时机。傲慢则不能兼人，他总是嫌那一批老臣太愚拙无识。不屑于与他们为伍。更不能把他们拉入同一战壕，与他们一同作战，而是欲凭一己的力量，挟文帝之权威而获成功。
不能待人兼人容人，事业还未开始，自身就已形单影只。偏他又那么脆弱，一贬长沙，就哭泣不止。逾数年，在寄托了他最后希望的梁怀王骑马摔死后，脆弱的贾谊在多日的哭泣之后，赍志而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