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均衡，国力强盛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文学的发展也呈现着异彩纷呈的盛况，从文体到题材，再到诗歌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盛况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数一数二的。唐初的陈子昂到“四杰”、李白、杜甫、高适、岑参、李贺、白居易、李商隐等等诗歌大家都贯穿着唐代整个始终。而诗文的发展从陈子昂最初提倡风骨，到李白杜甫的乐府诗、古体诗、绝句、律诗的不断发展，不同时期不同的发展风格也就导致了边塞诗在唐代不同时期不同风格。但是唐代边塞诗奠定了边塞诗昂扬奋发的基础格调。此外，唐代不同时期所体现的边塞诗风格也有所不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唐代在初唐、盛唐，乃至中晚唐时期他们所表现的风格。

从隋文帝灭陈至初唐建立，南北文风交汇，结束了近三百年的南北分裂局面，同时南北文化也获得了交流与结合，这也奠定了唐代能够成为当时周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心的基础，同时也为后期文化大发展提供了动力，南北统一从政治角度说是南归并于北，从学术发展看则是北归并于南。隋朝文人如卢思道、薛道衡、杨素及隋炀帝等人的文学创作都对盛唐时期边塞诗发展形成起到了先导作用。

如卢思道《从军行》“从军行，军行万里出龙庭，单于渭桥今已拜，将军何处觅功名。”

卢思道，生于隋死于隋，他作为唐之前的过渡时期，对南北朝乐府诗的文风、方式等都有很大的继承性，而《从军行》作为古乐府题，全诗28句。该诗立意好、句式新，是七言乐府诗中的佳品，亦被誉为卢思道的代表作，而最大的特点在于卢思道诗并没有将南北朝绮丽浮艳融入到诗词创作中，这对初唐时期文风的开创有很大的先导性。

唐初刚刚建立，边防战线刚统一，国内人民情绪高涨，很多诗人都将建功立业的情绪表达在诗歌中，陈子昂虽然未以边塞诗著名，但是他久居边地，两度出征，写下了约二十首边塞诗，其中的《送魏大从军》中：“匈奴犹未灭，魏绛复从戎……勿使燕然上，惟留汉将功。”

该诗将作者那种视死如归的心态表达无疑，只要是为国献身哪怕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并且由于先唐时期考试制度的改变，大批的寒门学子的精神面貌得到振奋，此阶段因为朝代更替内部战争基本结束，唐朝人民的好战情绪高涨，以初唐四杰为代表的文学作家团体不仅对上官体进行了批判，他们在诗歌创作中更以刚健的精神和壮阔的景象为格调，在创作上更在先唐诗坛上扭转了总体诗风的风格走向，直到陈子昂明确提出在诗歌创作上的风骨和兴寄。

从理论上看，四杰对于上官体的批判也有相似的意见，但是在作品创作中显然忽略了现实，而此时的陈子昂在诗歌创作中继承了建安、正始文学的传统，针砭时弊、激情澎湃，彻底的改变了宫廷文学浮艳的文风开创了诗坛创作中文风的转变；这对后期边塞诗歌得以发展并且成为高峰是不可或缺的程序，并且对后期四杰及大批诗人在创作过程中有很强的影响。

武后时期的四杰都十分关注边塞诗，也通过边塞诗表达了自己希望报效祖国建功立业的心志，如骆宾王在《从军行》中，提出“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诗人将自己的生命放在末位只求能够倾尽心血报效君王；杨炯更是在《从军行》中写出“峰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风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的《从军行》不仅仅是抒发了作者渴望从军的心态，更代表了整个时代年轻文人的精神面貌，歌颂了年轻人乐观向上朝气蓬发的尚武精神，让人感受到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正在酝酿，势如破竹。

这个时期的诗人一般都具有高度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同时兼备积极进取的精神，很多年轻诗人都在诗作中表达了忠君报国、为国献身的思想。这个时期以边塞诗为主要题材内容的诗人较少。即使写边塞征战诗，作品也不多，诗歌也没有形成独特的诗风，只能算作边塞诗的前期发展阶段，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前期陈子昂等人针对诗风的改革为盛唐时期诗歌发展及边塞诗诗的风格、题材都起到了很强的引导性，为后期高适、岑参等边塞诗人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就唐代的中晚期时间划分来看，盛唐时期是为期最短成就最高的时期，同时也是在融合了南北文风的基础上超越了前期文学。而陈子昂的兴寄风骨、正始文学，以及将南齐永明时期的声律对偶相结合，总体对太康文学的发展。这两种文学特色为后来盛唐雄壮浑厚、神韵天然的文学气象做了铺垫。而这种气象恰恰开创了盛唐诗人在创作过程中的气势，这对高适、岑参等边塞诗人在进行创作过程中是有很强的引导性的。

较之唐初，文化归并后不成熟的直观表达，盛唐时期在文化政治经济高度发展的前提之下，边塞诗与之前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文人们的主观情绪更为奔放。同时，由于唐朝与周边少数民族较多，边塞战争也较为频繁，正如王昌龄《从军行》中“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表达的正是边关战士的气势，同时也将诗人们抒发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豪情壮志，也将边塞奇特的景色通过诗歌表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