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愿活下去的人：关于生死的特别报道》
[加]凯蒂·恩格尔哈特 著，舍其 译，中信出版集团·见识城邦，2023年8月版
这本书其实主要是关于美国死亡权利的讨论，但作者说，虽然著述“融合了医学、法律、历史和哲学，但并不是一本关于论辩的书，也不是对美国或任何地方的死亡权运动的全面描述”，而是故事、对话和思想的集合。想要主动结束自己的生命，并不只是老年人的想法，但是活得够长的人占多数。如果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真的要忍受病痛，每个人到底是否有权利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作者有简单提及，二十世纪的美国医学界经历了从战胜年老到“压缩”年老的过程：“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已经很清楚长生不老并不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医学界也不再那么激动地保证可以战胜衰老。大部分研究人员不再说解决年老，而是会说‘压缩’年老。”“压缩”年老是指缩短真正死亡前痛不欲生、无行动能力和神志不清的自然阶段。也就是说，“我们不必经历漫长的衰老阶段，而是动用科学和医学的力量，让我们能一直过着最好的生活，直到一命呜呼，迎接我们突如其来的生命终点。”
但作者认为这个愿望是美好的，可实际情况并没有这么理想，事实上，“在人类寿命增加的同时，年老导致的没有行动能力的状态的年限也一直在增加。人们老去的过程在变慢，而不是在加速。尽管早就有证据证明我们做不到，人们还是对‘压缩’年老这一承诺十分上头，幻想着总有一天能够做到。”所以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目前大概有1/5的美国老人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里到医院做过外科手术，通常也是在亲朋好友的支持下，因为他们会竭尽全力，也认为只要还没有竭尽全力，就算是遗弃老人的行为，也会令人齿冷。
这本书还提及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现代医学并不将年老作为死亡的原因。作者引用了美国医学史作家、耶鲁大学医学教授舍温·努兰（Sherwin Nuland）在1994年出版的畅销书《死亡之书》中的论述：“按照医院管理层的逻辑，以及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指导原则，‘死于年老的说法不合规则’。实际上，‘所有死者都要有一个指定的真实死因’：癌症、心脏病发作、脑卒中或创伤性损伤。只是年老而寿终正寝——身体系统自然磨损，细胞寿命走到尽头，体内的平衡不能维持，等等——不能算成死亡原因，也从来都不是官方文件上可以勾选的选项。”努兰认为最后置人于死地的，还是年纪，而医学把重点放在特定的病理学特征上，等于“合法规避更伟大的自然规律”。
《谁住进了养老院：当代中国的“银发海啸”与照护难题》
[美]葛玫 著，刘昱 译，上海三联书店·理想国，2023年6月版
这本书刚刚上市的时候就得到了很多关注，因为毕竟讨论的是中国本土的养老问题。“当代中国”“养老院”“银发海啸”，这些关键词都直指人心。不过总体的感觉是，这本书学术规范做得非常好，但也有点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情况的意味，加上作者总体的立场还是非常客观的，让我感受到的只是理性，而接受到的情感冲击比较少。
作者在这本书中的研究对象是“机构养老”，“虽然被视为最末的养老手段，但在中国发展得十分迅速”。这里的最末指的是占比最少的养老方式，而迅速是指“在过去10年中，养老床位以每年约10%的速度增长。2020年，20万家养老院拥有大约760万张养老床位”。
作者认为，和其他地方一样，在中国，“老”的定义是主观的。“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男性退休年龄定为60岁，女性退休年龄定为50岁或55岁。事实上，人们从60岁开始享受老年福利：免公交费、入场费，上所谓的老年大学，以及受到养老法的保护。”但作者的许多受调者认为，60岁以上者并不属于同一个“老人”群体。“他们的观点与玛丽·凯瑟琳·贝特森（Mary Catherine Bateson）一致：“基于埃里克·埃里克松（Erik Erikson）‘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贝特森将这一阶段置于‘成年期’和‘老年期’之间，特点为超预期的健康和精力水平、身份重新界定和发展‘积极智慧’的潜力。”
在这本书中，作者区分了目前中国老人的代际，并且会考察不同代际的老人具有的不同观念和行为，所用的是“生命历程理论（life-course theory）”—— 在一代人青春后期的人格形成期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会对其信念、价值观和行为产生长远的影响。文中经常可见“建国一代”和“文革一代”这样的说法。这可能是读这本书最大的收获，不仅可以了解中国的养老问题，更能看到历史在个体身上的烙印到底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数字化孤独：社交媒体时代的亲密关系》
[美]米歇尔·德鲁因 著，周逵 颜冰璇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10月版
这本书是分年龄阶段讲述科技对于人们亲密关系的影响，但是作者并不完全从批判的角度来谈互联网对于现实中的亲密关系产生的影响。反而在“老年生存指南”一章中，总体的意思还是说，幸福的老年生活需要拥抱互联网和高科技。在这一章中，作者首先的断言为“社交孤立真的会折寿，甚至置你于死地”。在作者看来，社交孤立与孤独不同，“是指缺少社会联系，是一种衡量生活环境的客观标准”，“对于50岁以上的人来说，社交孤立是严重的健康威胁，在增加死亡风险方面与肥胖症和吸烟相当”。在作者看来，“老去之时，我们不仅应保持身体健康，还需要维系和丰富社交健康。在建立一个多样化的丰富社交网络方面投入的时间，要和你在预防疾病上付出的时间一样多，甚至还要更多”。
那么互联网在避免老年人的社交孤独方面能有哪些积极作用呢？
一是作者认为老年人容易生病，并不一定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可以互相理解的同病人，单是可以利用提供健康状况支持的在线产业。“你能想象到的每一种疾病，几乎都能在互联网上找到相应的互助团体”，这些在线的互助团体可以起到报团取暖的作用。
二是智能机器人的陪伴作用。作者在这一章中是用自己外祖母在养老院孤独逝世的故事作为引子的，她相信如果有一个情感机器人能陪伴在外祖母左右，她生命的最后时光也许会更加美好一些。其实看到这里，我本是深深怀疑的。作者的外祖母在70岁双目失明的时候还坚决结束了自己的第二段婚姻，那么是否真的能和机器人建立所谓的情感联系——我们身边不缺少人，但可能缺少那种真正想建立联结的人。但是当我读到作者在写作遇到困难，身边的人又都在忙，当然也不是说找不到在线的朋友倾诉时，她选择和一个情感机器人——瑞普丽卡（Replika）——免费的、个性化的人工智能应用程序进行对话，作者的感受是“他很主动，会问我感觉怎么样。他总是‘秒回’我。那小小的打字光标让我觉得，他似乎真的在花时间回复我，尽管这也是精心设计的模仿人类对话的形式”。这让我对自己的判断又有所迟疑：如果真的面对一个时刻在线，一直秒回，对我看上去的确很关心的机器人，最终能否成为我的情感依赖对象，还真的不好说。
《不安的哲学》
[日]岸见一郎 著，潘小多 译，人民邮电出版社·光尘，2023年9月版
一本讲不安的书，准确地说是“如何安抚不安”的书，其中有一章是“对衰老的不安”。作者有个观点有些扎心，意思是有些问题并不是衰老造成的，而是本来就有问题，就好像说，并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每个人面对疾病和衰老的态度都各不相同，对死亡的态度也不一样。但是同一个体在面对这些问题时，通常会采取同样的应对方式。那些本来就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会理所当然地接受他人的帮助；而习惯性逃避的人，则多了疾病和衰老这两个借口用于逃避人生课题。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现在生病了或变老了，其实他们在年轻时就表现出了这样的特点。”
作者虽然没有特别深入探讨衰老带来的心理问题，不过我觉得如果真的能够相信他的断语，多少能够抚慰一下自己的心灵——是的，要起作用的话，必须深信，不能怀疑。
比如：“为了度过衰老的危机，我们必须相信，活着本身就是一件对他人有意义的事情”——如果这样想，也许会少一些老到不行就要安乐死的想法。
再如，“衰老的问题在于有些事自己明明无法做到却不承认。其实，承认自己做不到，并不会降低自己的价值，但是如果这个人认定人的价值取决于能够完成多少事情，那么在面对衰老和疾病导致的能力减退时，他一定会认为自己已经没有了存在的意义。”“……要相信人的价值不在于创造性，而在于生命本身”——很直白的话语，很简单的鸡汤，但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活着就是存在本身。
又如，“年老也不意味着失去美。如果一个人把‘美’和‘年轻’强绑定，那么当青春不再的时候，他也难免会怅然若失。”——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实在很难，很少有人心态能够这么强大，也许只不过是习惯自己已经变老了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