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时期，儒家和墨家可谓两门显学，但是后者在后世逐渐湮没无闻。其创始人墨翟以身体力行的方式践行着自己的主张，他思想中的兼爱、非攻、逻辑学等因素，很容易让人想到现代西方思想的某些对应物，为此日本哲学家铃木大拙甚至断言，如果墨子出现在更为理想主义、更具想象力、更具宗教性的民族里，或许可以发育为类似基督教一样的理论体系。今天我们将通过他的论述，走近这一位伟大的先哲。

墨子的家乡似乎在南方，而非北方，像所有国中饱学之士一样，他也曾担任过官职。由于后世的散佚，通行本《墨子》仅存五十三篇。这五十三篇似乎都是墨子去世后由其门徒编撰。各篇脱漏错乱之处甚多，甚至往往不堪卒读，其文义已然不可考。不少学者花费心力校读，可惜收效甚微。《墨子》文义通顺的部分却在许多方面体现出了其作者清晰的逻辑性——这在中国哲学家中是极不寻常的。

墨子的理想是普天下的和平与繁荣。我们可以看出这位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这些观点有多么现代。他宣称，圣人之务在于平天下之乱，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然“乱何自起”？墨子回答“起不相爱”：

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是以仁者非之。……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墨子·兼爱中》）

兼爱、非攻原则如何自圆其说？墨子指出，判断某一学说是否成立，其标准有三（“言必有三表”），“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

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第三，用之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非命上》）

墨子顺着这一方向继续进行论证。上天“兼天下而爱之，撽遂万物以利之”，它创造出日月星辰，规定它们的运行轨迹，使四时春夏秋冬，不违物候，“雷降雪霜雨露，以长遂五谷麻丝，使民得而财利之；列为山川溪谷，播赋百事，以临司民之善否；为王公侯伯，使之赏贤而罚暴，贼金木鸟兽，从事乎五谷麻丝，以为民衣食之财”。所有这些难道不都是来自于上天的馈赠么？所有这些馈赠难道不是无差别地给予每个人么？由此可见，上天必然是爱与正义的来源，而在大地上的凡人，其责任便在于听从上天意志，躬行兼爱与非攻。

这难道不也是古代圣王所行之事与所传之学吗？

日常经验也教给我们同样的事情。“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是为兼相爱，交相利。

如果我们将“兼相爱、交相利”推广为治国原则，必将出现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弟和睦的盛况。上行下效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墨子举例：楚灵王喜欢大臣细腰，结果满朝文武大臣，皆辛苦节食，“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越王句践好士之勇，越国的年轻人便皆尚武，不怕赴汤蹈火。设若君臣推行上天的“兼而爱之”精神，全国上下必将风行草偃，不敢有丝毫依违，普天下的兼爱非攻则指日可待。

不过墨子学说的真正要旨似乎更在于功效主义方面，而非其人道主义方面。这可以从他的经济观窥得端倪。墨子的经济观曾遭到儒家的猛烈抨击，这也造成了墨子学说彻底失传。

墨子极为反对当时社会流行的厚葬久丧和奢靡礼乐等传统，还认为宫室、衣服、饮食、舟车、蓄私（纳妾）等方面都应该节制，因为这些都是食利阶层的非生产性消费，纯属对财富的浪费。要提升百姓的真正福祉，就不该鼓励奢靡与排场，而在于财富的生产。

蓄私习俗很自然地造成了“天下之男多寡无妻”，最终严重影响人口数量（“女多拘无夫，男女失时，故民少”）。所以饶有意味的是，我们看到墨子反对蓄私的唯一理由是出于功利的考量，而非道德上的。

基于同样的理由，墨子也反对儒家的情感主义（sentimentalism）。中国人对祖先始终怀有深切的敬畏之情，从不失掉一切慎终追远的公开机会。因此，中国人自然特别重视丧礼，无论贫贱，都不遗余力地大肆操办丧礼，以对逝者表达最深的哀思。中国人现在办丧事时甚至还会出钱雇人哭丧。古代的中国人或许不会这么做，至少现有文献中找不到任何线索。但是，为父母服丧三年被古人视为至高的孝道。在三年守孝期，孝子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辞去所有官职，不参与任何商业交易和公共或私人的节庆。他们像囚徒或修道士一样拘系在家，“缞绖垂涕，处倚庐，寝苫枕块，又相率强不食而为饥，薄衣而为寒”，全心全意怀念逝者。儒家对于服丧三年大体上持提倡的态度，而墨子却对之进行了猛烈批驳。（见《墨子·节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