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利克法典》是法兰克人的习惯法总编，反应的是法国王国建成前后，五世纪到六世纪社会制度发展的状况。法典本身在随后历经兴衰。尤其是在封建制度日益完善的情况下，法典和实际生活之间渐渐脱节。

但是到了中世纪晚期，《撒利克法典》又经历了一次复兴的阶段。它产生的影响，直接改变了法国社会的走向。之所以会经历如此重大的转变，跟社会的实际需要有莫大的关系。

当然，法典本身包罗万象，在中世纪晚期复兴的阶段，其真正被看重的部分，是关于王室继承的有关条文。也正是这一部分，让该法典在尘封许久之后，又多次被后世进行了不同的注解。这反映出来的，正是法典本身和社会实际情况有效结合的一面。

《撒利克法典》的成书时间在6世纪前后，但是此后一个多世纪，法典的详细情况一直没有被历史学家所注解。随后的《法兰克人史》一书中，虽然对法典进行了描述，但在后世看来，相关的描述不具有权威性，很多东西甚至都是杜撰的。

到了8世纪，《法兰克诸王本纪》一书，又对法典成书的过程进行了较为明确的记述。但是，法典的编纂具体出自谁手，依旧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又过了一个世纪后，因为法典本身和现实环境脱节，它开始渐渐被外界遗忘。

整整三百多年的时间，《撒利克法典》一直无人问津。这一演变的过程，和法国自身封建模式的演变进程是一致的。

而且，法典后来的复兴，更是封建社会法国的政治晴雨表。12世纪初，法典有了复兴的苗头，及至到了14世纪，它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首先，法典后来复兴，在于政治上需要体现王位继承的需要。在此期间，法国并没有确切的王位继承法，这样一来，王位的延续和继承就有了太多不可知因素。在此期间，法国王朝内部王位的继承很混乱。

比如腓力六世当初继位的时候，就招来了法国国内以及外部英国的共同进攻。此外，女性继承人的权利如何界定，在国王没有子嗣的情况下，旁系的亲属该如何确立继承顺序，此时的法国王朝都找不到法理依据。

在1340年前后，英国王室还专门向教皇递交了备忘录，声称法国王室的王位继承是混乱，王室依据的习惯法，不能解释王位继承的具体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法国王室为了寻找正统，便开始在历史文献中开始寻找相关有利于自身的法律文本。

就这样，《撒利克法典》因为包罗万象，重新获得了外界的关注。法典中有一条明确的规定，女性没有继承土地遗产的权利，所有的土地都要传给男性。这条明确的规定，让法国王室如获至宝。

凭借这一点，法国王室既能够回击英国王室关于旁系继承的非分要求，同时也能树立王室本身的合法形象。当然，因为年代久远，这样的法律条文不能直接引用，王室随后就对其进行了切合实际的修改。

特殊的政治使命，让《撒利克法典》有了新生。整个过程又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先后经历了约翰二世时期，查理五世、六世和七世时期。

约翰二世时期，法典澄清和明确了王位继承的问题。约翰在没有继位之前，担任诺曼底公爵。他手下最受宠信的大臣让·德·维奈，为了让约翰能顺利登上王位，在一本翻译著作里，特意阐述了女性无法继承王位的原则。

他阐述的这一原则，正好和《撒利克法典》中的规定不谋而合。换句话说，此时约翰的宠臣已经懂得，法典本身可以来解决王位继承问题。从这个意义来看，法典已经成为了王室继承的工具。

1356年，英法百年战争期间，约翰二世为英军俘虏。约翰的儿子查理，从此开始监理国家政务，他也就是后来的查理五世。

在这期间，历史学家理查·莱科从圣丹尼修道院图书馆里，找到了《撒利克法典》的原始抄本。于是在王位继承的条文规定上，理查·莱科将规定改成了任何一位女子都不享有对王国的继承权。

由于法典的手抄本本来就稀少，外界无法进行不同版本间的比对。所以整整几十年的时间，外界都不知道这位历史学家，将法典的规定给篡改了。此前法典中关于这一条的规定是，土地遗产无论如何不能传给妇女。

无论是否进行了篡改，或者说篡改的程度是什么，其实都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法典本身被拿出来，就有强烈的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需求。只不过理查·莱科当时的做法太过于生硬，很容易被人抓住把柄。

果不其然，查理六世继位后，很多学者就对莱科进行了怀疑。当时的学者蒙特罗伊，随后也对原始的手抄本进行了阐释和注解。不同之处在于，他没有像莱科那样篡改原意。当然，由于原始的手抄本是拉丁文，蒙特罗伊的注解，也加入了自己的见解。

不过相比于此前，用《撒利克法典》为整个王室服务，蒙特罗伊已经显得很成熟了。于是在这个基础上，法典在后来随时都会被进行新的注解和阐释。

值得一提的是，查理七世继位后，由于在英法战争中法国人战败，整个法国北部都被英国占领，包括圣丹尼修道院的图书馆，也被英王拥有。在这种情况下，退守法国南部的查理七世，在法理上急需正统的定位。

从1430年开始，查理七世委派了大量的学者，开始到处寻找《撒利克法典》。最终，在萨维尼修道院的图书馆里，又发现了一个手抄本。随后，相关学者将拉丁文的法典翻译成为了法语。

这虽然是一个副本，但多多少少经过了王室的认可，也具有了权威性。后来，勃艮第地区一直寻求独立，利用法典的条文，只剩半壁江山的法国王室，总算保住了正统地位，并打消了他们的独立念头。

随着百年战争的结束，法国北部重新回到法国王室后，圣丹尼修道院的法典抄本，依旧成为了法国王室认可的官方标准文本。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中世纪结束以后。

到了查理八世时期，当时的学者更是指出，法典本身就是整个国家的指南，它可以指导王国绵延长存，同时也能阻止国家内部争权夺利。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法典已经成为了王国的特权。

也因此从始至终，法典本身的权威性，跟王室的继承和正统与否一脉相承。王朝的更迭，没有影响到后世对法典的注解和阐释。哪怕存在很多麻烦的情况，阐释本身到最后也能自圆其说。

这背后反映出来的，是历史和现实之间的一种协调关系。后世对法典的注解不会刻舟求剑，不会完全以来条文本身，而是会根据不同时期的需求，加入新的元素。

虽然这种现象一再被历史学家诟病，但不得不说，法典的存在，在法国不同时期，对于社会的稳定与否，起到了很好的保障作用。法典本身的理论指导性，对法国封建王朝的延续，有承前启后的稳固作用。

这一模式结构，在代代延续中被不断确立，被最终成为了稳定的封建社会政治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