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路可逃

　　腊月二十三，隆冬。我回到了李家村，去看望外婆和舅舅。

　　李家村是建在山坳里的村子，随着村里最后一户人家在城市落了脚，老旧村庄的最后一丝生气也被劲厉的山风吹散了。它像一个垂死的老人，期待着，呼唤着，却无人理会。岁月如同一头饿狼，在山坳里贪婪地咀嚼着它的血肉。

　　久无人居的村庄已被岁月撕扯的血肉淋漓，满目狼藉。村口的石碑歪斜到了一边，拨开一层青苔，石碑上“李家村”三个大字依稀可辨，我把手掌贴着石碑，似乎隐隐感觉到了村庄微弱的脉搏。

　　泉呢？那眼泉呢？我突然想起那叮咚作响的泉来，开始四处拨拉着荒草丛寻找它。

　　小时候外婆常抱着我站在院坝里，在那可以远远望见泉眼奔涌而出的淙淙流水，活跃，闪耀，泛着银白的光辉，泉水顺山势往下汇聚成一条小溪，山民们吃水洗衣全靠着它，它是李家村的魂。

　　那时外婆伸出一只手指着村口的泉眼对我说，涛涛，你记着，看见那眼泉，就到了外婆家啦。

　　每年初二，父母会带着我去外婆家，我骑在父亲脖子上，像骑着一匹大马。当听到泉水叮咚的声音时，父亲会问我：“到外婆家了吗？”我回答：“没到！”再走一阵，看见了泉眼，父亲又问：“到外婆家了吗？”我大声回答：“到了！”

　　父亲把我放下来了，他总爱在这时候假装打个趔趄，说一句，“哎呦，我累死了！”然后就笑呵呵地奔外婆家去，此时我会加紧步子跑起来，听着风呼呼呼地从耳边吹过去，我总要第一个跑到外婆家才满意。

　　外婆从屋里走出来了，我每次见她，她的脸总是肿着，像刚被马蜂蛰过。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缺碘导致的水肿。她穿的很土，总戴一顶深棕色毛线织成的帽子，一层土灰落在上面，身上穿着笨重的黑色布袄，整个人显得更胖了。

　　她站在院坝里，满脸慈祥的笑意，冲我说，涛涛，来了啊。我冲上去拉着她的手亲热地叫外婆，那是一双干柴一样的手，抓在手里像抓着一截老树根。

　　舅舅在门口招呼我的父母，他刚满三十，眼神呆滞，一头灰白头发。一个人的时候他总爱死死盯着一个地方，像是要把那里盯消失一样，你过去问他，你在看什么？隔好一会儿，他才会把目光转向你，茫然地摇摇头。

　　妈妈说，她这弟弟是想媳妇了，想白了头。

　　几个大人从屋里端了凳子坐在院坝里聊天，外婆端几个装满了瓜子花生和糖的盘子出来放在桌上。我抓起一把糖装进兜里，并不着急吃，我喜欢兜里装的满满当当的充实感，像耕种的人望着一大片压弯稻子的稻穗。

　　四个大人围着方桌，他们不停说着话。我专注地数着糖果，偶有几句话被风刮进耳朵。

　　“买房吧，总不能一辈子窝在这山旮旯里，哪个女人看得上。”

　　“你不瞅瞅这山里走的还剩几户人？”

　　“你也看看你自己的条件，上次梁山镇那女的虽然带个娃，可那姑娘老实。”

　　外婆老了，村庄也老了，舅舅也在变老。有人说，快逃吧，村口那眼泉马上要干涸了。祖上有积蓄的，在城里买了房，我外公死的早，外婆多病，我这个三十岁的舅舅同李家村一样，已经被紧紧拴在了这座大山里，无路可逃。

　　天渐渐黑了，父亲和舅舅把桌子抬进屋，外婆和母亲架起来一盆火，往火盆里煨了一壶水。屋里没开电灯，火焰蛇信般伸缩着，忽明忽暗，照在围坐着的四人脸上。

　　我想吃糖了，正值换牙的年纪，结实的塑料糖纸怎么也咬不破，我急了，大叫：“妈！妈！给我剥糖！”

　　父亲和母亲都都没理我，它们专心地跟舅舅在说着什么话，大人的话我听不懂，但推测还是在讨论关于舅舅找媳妇的事情，因为我能看见舅舅面色凝重，有时候又透露出失望的表情。

　　我心中烦闷，为了吸引他们的注意，开始哼哼唧唧叫起来。黑暗中外婆伸出手一把把我搂进怀里，她说，涛涛，把糖给我，外婆给你剥。

　　我瞬间开心起来，大笑着扭动身体从外婆怀里挣脱出来，把沾满口水的糖放在外婆手心，去桌子下面拿了一个小板凳来在外婆身边坐下。

　　外婆剥好糖递给我，我又被撇下了，她再次加入了他们的四人阵营，四个人围着一团火，滔滔不绝地发表着各自的观点。

　　我竖起耳朵，这次我听清楚了，他们讨论的是舅舅要不要做上门女婿，要不要考虑那个带了个四岁男孩的女人之类的沉重话题，大约他们是倾向于让舅舅上门的，至少，那个不是个二婚的女人。我仰头看他们，火光映出的是四张庄严凝重的脸，父亲一边提着建议，一边用火剪拨弄着那盆火。

　　这种严肃又压抑的氛围让我昏昏欲睡，夜已经深了，村庄四周的高山像是长了脚，慢慢朝着李家村聚拢过来，巍巍大山一寸一寸推挤着孱弱的村庄，堂屋里的黑暗像怪兽一样向我们扑过来，似乎想吞噬掉最后的一点光亮。我慌忙站起身，拉开门朝外望，无边无际的黑暗不知道延伸到了什么地方，万籁俱寂，叮咚之声不再，泉水汇集而成小溪已然消失了。

　　我心中一惊，忙不迭拿起桌上的手电筒打开，面前是一大片残垣断壁，荒草萋萋，屋里只有一盆孤独的火。我回头看着那盆火，这才意识到，我三十了，舅舅和外婆，他们也确实地离我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