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1版）第142条规定：“对监察机关、侦查机关出具的被告人到案经过、抓获经过等材料，应当审查是否有出具该说明材料的办案人员、办案机关的签名、盖章。

对到案经过、抓获经过或者确定被告人有重大嫌疑的根据有疑问的，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补充说明。“

一是，对于到案经过、抓获经过等情况说明的属性，学术界和实务界存在不同的看法，大致有三种意见：

⑴徐晖在2004年的《检察日报·“情况说明”作为证据应严格规范》中认为，情况说明仅仅是一种证据材料，而非法定的证据形式。

⑵黄维智在2007年的《法学·刑事案件中“情况说明”的适当定位》中认为，从内容上看，多数情况说明应属于证据，但形式上或多或少存在瑕疵，应当归入法定证据形式。

⑶张少林在2008年的《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刑事案件中的“情况说明”之我见》中认为，多数情况说明信仅是证据材料而不是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能成为刑事证据的情况说明，大多数应归入证人证言，少数可归入视听资料。

⑷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刑事处的观点认为，赞同第⑴种观点，即侦查机关出具的到案经过、抓获经过等情况说明，在属性上难以归入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的证据种类。

二是，从司法实践来看，侦查机关出具的到案经过、抓获经过等材料的广泛运用，具有其内在的合理性。

这些材料中的大部分内容，对于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和确定程序事项，如对确定自首情节、确定案件管辖权，以及印证案件证据的真实性，增加法官的内心确信，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司法实践中，对抓获经过、到案经过等情况说明材料文书的使用，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⑴抓获经过、到案经过等情况说明材料所说明的问题，应当属于加盖公章的侦查机关的职责范围内，如果说明的问题超出了该侦查机关的职责范围，则属于无效说明。

⑵根据《刑法修正案（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1版）第144条【2012解释第110条】、《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8号】、《自首立功意见》【法发（2010）60号】中的规定，证明被告人自首、坦白、立功的证据材料，没有加盖接受被告人投案、坦白、检举揭发等的单位的印章，或者接受人员没有签名的，不得作为定案根据。

⑶抓获经过、到案经过等情况说明材料上，应当由出具该说明材料的办案人、办案机关签名或盖章，即：办案人签名 办案机关盖章。

⑷抓获经过、到案经过等情况说明材料应当相对详细，较为全面地反映对案件事实有关的情节，特别是对认定被告人自首、立功等情节有直接关系的，应当具体详细。

⑸依照刑事诉讼法中规定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案件，特别是有关人员隐匿身份实施侦查可能影响到被告人刑罚裁量，需要侦查机关出具抓获经过、到案经过等情况说明材料时，侦查机关不应以需要保密为由不出具，可以采取保密措施，单独列卷。

⑹法院在审查过程中，对抓获经过、到案经过或者确定被告人有重大嫌疑的根据有疑问的案件，应当要求人民检察院（旧解释为侦查机关）补充说明。

观点来源于：杨万明主编，姜启波、周加海副主编，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刑事处编著的《新刑事诉讼法司法适用解答》，人民法院出版社，第125-1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