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人口变化的四个阶段（世界人口格局将如何变化）

近日，2021中国人口与发展论坛在京举办。此前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等相关话题，再次引发社会关注。
作为一名人口学家，左学金就生育政策、人口与劳动力流动、城镇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他常常感言，人口学研究一头连着家庭幸福，一头关乎“国之大者”，必须提出经得起历史检验、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远见。

「从“四万万”到14亿，我国人口发展可分为3个“24年”」

上观新闻：您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新中国成立之时，人们常说的一个词是“四万万同胞”。而现在，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国有14亿人。这72年间，我们国家的人口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增长过程？

左学金：从国家人口发展的大视野来看，1949年以后，我国人口的发展变化大致可分为3个“24年”：第一个是1949年至1973年的高速增长阶段，这一时期大多数年份的增长率高于2%；第二个是1973年至1997年的中速增长阶段，这一时期各年份的增长率介于1%~2%之间，呈逐步降低的趋势；第三个是1997年以后的低速增长阶段，年增长率低于1%，近年来更降低至0.5%或更低。

上述变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基本符合世界人口转变规律。

人口转变理论认为，人口增长一般经历4个阶段，即“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的第一阶段、“高出生率—死亡率下降—人口增长”的第二阶段、“出生率下降—死亡率稳定—增长率下降”的第三阶段以及“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第四阶段。后来出现了低生育率造成人口负增长的情况，因而又增加了“更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人口负增长”的第五个阶段说。

上观新闻：除了人口数量变化，作为人口学家，您特别关注哪些趋势？

左学金：人口的“少子老龄化”是我尤其关注的现象。“七普”数据表明，我国0—14岁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7.95%，而1964年“二普”时，我国四成以上的人口是少儿。“七普”数据还表明，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13.5%，在过去20年中接近翻了一番。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团队的情景预测，21世纪中叶后我国人口老龄化水平可高达30%~50%。

上观新闻：曾有人说，中国50年不缺劳动力，100年不缺人口。

左学金：从我国人口庞大的数量规模来看，这个说法似乎并不错，但它忽视了人口规模与年龄结构的内在联系，在政策制定上具有很大的误导性。

实际上，人口总量的变动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生育率越低，人口增长就越慢甚至负增长，人口老龄化程度就越严重。显然，没有一个国家会把人口快速老龄化作为自己的目标，也不会对人口快速老龄化无动于衷。

世界人口变化的四个阶段,世界人口格局将如何变化(1)

「生育政策可以发挥作用，但不宜过度夸大它的作用」

上观新闻：从日本、韩国乃至我国台湾地区的情况来看，可否说人口增长率下降是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一个普遍现象？

左学金：应该说，人口生育率与增长率下降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现象。

总体来看，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代表的现代化进程和后现代化进程，显著降低了家庭作为基本生产单位与养老保障提供者的作用。生育率下降与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又进一步削弱了子女作为养老保障主要提供者的作用，对政府在养老保障方面的作用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从而形成了一种负向反馈。

联合国的数据显示，全球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从1960年至1965年间的5.02%下降到2010年至2015年的2.52%，下降了约一半。目前，高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平均生育率都已降到1.7%~1.8%；其他收入组的国家，包括低收入国家的生育率也在下降。

根据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人员发表的预测，世界人口可能会在2064年达到约97亿人的峰值，在2100年下降到约88亿人。

当前我国的经济社会变化，包括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妇女就业率和工资的提高，双职工家庭比例较高、职场竞争激烈、孩子教育成本高、房价高企等，都推动了生育率的降低。另外，初婚年龄越来越大，年轻人婚育观念变化，不婚率增加，不孕不育率增高等，都对生育率提高带来负面影响。

上观新闻：过去有人认为，只要生育政策放宽，生育率就会大幅反弹，但从现实来看并非如此。这是为何？

左学金：从大的方面来看，生育政策可以起到十分独特与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不宜过度夸大它的作用。

生育率下降是经济社会变化和生育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经济社会变化的作用是更为基础性、更加重要的，生育政策只能在经济社会变化基础上发挥作用。在政府以降低生育率为政策目标时如此，在政府以提升生育率为政策目标时更是如此。

历史上，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为控制我国人口的过快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1990年以来，尤其是2000年以来，我国生育政策并没有收紧，但生育率持续下降或保持在低水平。显然，这种下降主要是有利于低生育率的经济社会变化的结果。

我国先后在2013年（单独二孩）和2015年（全面二孩）两次放宽生育控制政策，但政策实施对提升生育率的作用低于预期。2017年以来我国人口统计数据的变动，更是用事实否定了“只要生育政策放宽，生育率就会大幅反弹”的逻辑。

坦率地讲，倘若未来有利于低生育率的经济社会条件不发生根本性的重大变化，低生育率的趋势也就难以发生根本性的重大变化。这种情况已经被日本、韩国、新加坡与我国的台港澳地区的情况所证明。

世界人口变化的四个阶段,世界人口格局将如何变化(2)

上观新闻：出生人口越来越少，是否会引发文明存续危机？

左学金：长期以来大家讨论发展的时候，更多的是关注物质文明的发展，有时也关注精神文明的发展，却很少关注一个终极问题，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长期延续问题。

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归根结底都需要由人口来承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与近来热议的物种多样性问题、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类似，那些生育率已经降到很低水平的国家，它们的人口延续问题必将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比如日本、韩国社会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担忧。我们希望，由低生育率引起的文明危机感，最终会激发年轻夫妇生育更多的孩子。

「一个重要的发力方向，是减少家长对子女教育的焦虑」

上观新闻：2004年、2009年、2015年，您曾和同行们先后三次递交关于放宽生育限制、调整生育政策的建议。在您看来，新形势下，人口政策该如何考量？

左学金：在新的人口态势下，计划生育政策正在回归初心，帮助城乡家庭按自己的意愿自主生育，促进生殖健康和提高母婴健康水平，促进人口素质的提高。特别是，中央已经决定采取切实措施，解决城乡家庭生育、养育、教育子女方面的实际困难，为提升我国人口的生育率创造更好的经济社会环境，开启了我国人口政策的新阶段。

上观新闻：建立生育补贴制度、增加婚假、延长产假等举措，能否有助于形成生育友好型社会？

左学金：这些措施看上去都有其现实意义，但效果如何最终要由实践来检验。我的建议是，各地政策出台前需要解决一些民众的疑问。比如，生育补贴的覆盖范围到底有多大？从事农业劳动或非正规就业的人群，能否享受相关休假待遇？这可能需要地方政府更多地细化研究和解释工作。

上观新闻：除这些举措之外，还可以在哪些方面发力？

左学金：我认为，一个重要的方向是减少家长对子女教育的焦虑。当然，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

中国人深受重视教育、重视家庭的儒教文化的影响。生育率为什么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家庭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对孩子教育投入大量货币与时间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家庭选择了舍弃数量来追求质量。最近实施的“双减”政策，希望能对减轻家庭的教育负担与焦虑发挥预期的作用。

为了减轻家庭的教育焦虑，还可以采取的一个措施是办更多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好大学，让大家在高考时有更多的选择。目前，更多的是用同样的标准来要求、衡量所有的好大学，把好大学办成了一个模式，造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

高等教育比较成功的美国，好大学无法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因为有以教学见长的文理学院，有小而精的大学如加州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有大而全的大学如哈佛、斯坦福；有好的私立大学，如常春藤大学，也有好的州立大学，如加州州立大学等。如果我国有更多不同类型的好大学，考生与家庭就会有更多的选择。

此外，要积极改革劳动力市场，提高普通劳动者的就业质量与幸福感。实际上，在任何国家精英总是少数，普通劳动者则是大多数。如果广大普通劳动者也能过上有质量的、安心的生活，那么是不是就可以减少家长、学生和老师的焦虑了？

世界人口变化的四个阶段,世界人口格局将如何变化(3)

「积极老龄化、生产性老龄化，是应对挑战的重要举措」

上观新闻：在人口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趋势下，推迟法定退休年龄是否成了一个“必选项”？

左学金：我国在多个重要的政策文件中，都明确提出稳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目前，我国实际退休年龄平均为55岁。相比之下，我国人口的预期寿命已经从过去的约40岁提高到2019年的77.3岁，某些城市如上海户籍人口的预期寿命更是延长到83.7岁。显然，过去制定的法定退休年龄，已经不适应我国人口预期寿命延长、人口素质全面提升的现实。

世界各国也把实行积极老龄化或生产性老龄化，作为应对老龄化挑战的重要举措。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公共养老金领取的法定年龄，普遍设定在65岁左右。有的国家，如德国、意大利、挪威、以色列等，已经延迟到67岁。

上观新闻：要让推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有序“落地”，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

左学金：我国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遵循“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等原则。其间，确实有一些问题需要正视。比如，老年职工的工资标准如何确定，会不会挤占其他年龄段职工的权益？

目前，我国不少企业决定工资高低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看年资，工龄越长，工资越高。但职工对企业的贡献或者说“边际生产率”，可能在30岁至50岁左右达到峰值，体力劳动者较脑力劳动者更早。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有必要启动开展相关研究和讨论，包括允许企业与延迟退休的职工通过协议来决定工资，包括明确不搞“一刀切”“一步到位”，等等。

上观新闻：人口老龄化可以说是我国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基本国情。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您还有什么建议？

左学金：在现代文明社会，不论是健康的、完全能自理的老年人，还是生病的、不能自理的老年人，都应该受到尊重。他们的合法权益，理应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其他相关法律的保护。基于更广阔的视野，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全民健康是建设健康中国的根本目的”，并将健康老龄化正式写入国家发展规划。可见，健康老龄化是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基本措施、有效举措。

按照“七普”数据推算，我国失能、半失能老人的数量超过4800万人。切实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除了家庭成员积极承担赡养责任外，还可以引入长期护理保险。这一保险制度在我国还处于试点阶段。

根据日本、韩国的实践经验来看，这一制度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基金入不敷出，二是招聘和留住护理人员比较困难。对此，我们应该吸取经验教训，积极思考解决对策。

此外，我还想提个建议：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是否可以升级为全体国民共享的非缴费型养老金，全国所有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都可以享受。这个养老金的待遇可以考虑比农村贫困线标准略高一些。

同时，还可以把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的统筹部分，在降低缴费率的基础上扩大覆盖面，成为全国城乡各种形式就业人员的基本养老金，并实现全国统筹，按多缴多得、长缴多得原则计发待遇。在实现全国统筹的过程中，适当照顾部分地方与人群的利益。

世界人口变化的四个阶段,世界人口格局将如何变化(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