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包刚升复旦大学国务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人类政治进化史上的重大变革，可以被理解为人类政治演化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转换的关键时刻。如果把人类政治演化过程中某种状态的维系或反复呈现视为一种政治均衡的话，那么这些重大变革就是一个个政治均衡被打破的过程，或者说是从政治均衡到政治不均衡的转型过程。在任何一种特定类型的政治格局之下，各主要政治行为者的力量较为平衡，这种状态维持一定时间，就是一种政治均衡。一种政治均衡，对各政治行为者来说，既可能是一种相对满意的状态，又可能是一种无力改变的状态。进一步说，一种政治均衡，既可能是政治上较为稳定的状态，又可能是政治上不那么稳定的状态。前者比如一个大帝国维持着广大疆域之内的相对和平与稳定，可以是一种政治均衡；后者比如邦国林立，彼此征战，谁也无法征服谁，若这种局面长期维持，也可以是一种政治均衡。而一种重要的政治均衡被打破时，就是人类政治演化经历实质性变革的关键时刻。
《抵达: 一部政治演化史》包刚升 著理想国 出品
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7月
从逻辑上说，人类进化史上的政治稳定与政治变革涉及三个环环相扣的关键问题：第一，政治均衡是如何出现的？特别是，第一个重要的政治均衡是如何出现的？第二，第一个政治均衡出现后是如何维系的？第三，一个政治均衡又是如何被打破的？人类政治如何从均衡走向不均衡？或者说，与政治稳定相对立的政治变革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实力结构—制度规则—观念体系”机制与政治均衡
一个政治共同体的第一个重要政治均衡的造成，可以追溯至首次重要的政治博弈。任何均衡，都可以被视为政治行为者通过博弈达成的相对平衡状态。上文已经把一个国家内参与博弈的政治行为者分为三类：统治者、统治精英、大众或平民。既然政治行为者都是基于自身利益进行政治博弈的，那么政治均衡可以被理解为统治者、统治精英和普通大众充分调动他们各自的资源与能力进行博弈后达成的一种结果。就此而言，政治均衡反映的其实是政治行为者之间资源与能力的较量，或者他们相对实力的强弱。按照上文的分析，政治行为者的相对实力往往又跟他们个体的暴力潜能与群体的组织动员能力关系最为密切。总体上，首个政治均衡的达成，背后的决定性力量乃是不同政治行为者的实力结构。
一旦第一个政治均衡达成以后，主要政治行为者通常会选择建立一整套规则来确认此次政治博弈的后果，并进一步塑造一整套观念体系或意识形态。这里的规则其实就是将上一轮政治博弈达成的结果或均衡制度化。这种规则建制还进一步创设了政治行为者此后进行新的博弈的制度框架与激励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套新规则通常不仅会有某种具有强制力的机构来执行，而且还会在政治行为者中间确立某种关于合法性的标准。规则一旦形成，无论哪个政治行为者要打破既有规则，固然并非不可能，但往往要付出很高的成本。美国政治学学者雅各布·哈克和保罗·皮尔森的研究认为，过去的政治与政策遗产往往会塑造着政治行为者的利益、激励、权力与组织能力等，特定的历史与制度过程所确定的政治权力分配形态还会形成锁定效应(lock-in effect)。
这里所说的观念体系或意识形态，指的是一套跟当时的政治均衡、政治制度相匹配的认知体系。这套认知体系一方面赋予目前的政治均衡以合法性，塑造政治行为者对于现有政治制度的政治认同，另一方面经由观念塑造方式影响着政治行为者后续的观念与行为。人是受其观念支配的政治动物，因此，观念的塑造本身就具有重大的意义。所以，即便观念不具有规则那样的硬性约束力，但它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政治行为者的行为与选择。按照道格拉斯·诺思的看法，意识形态会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人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而为现有制度提供更多稳定性。迈克尔·曼则更加注重意识形态对社会权力的直接影响，在他的框架中，意识形态权力是跟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军事权力一样重要的四种基本权力之一。意识形态为一个社会提供关于意义、规范与仪式有关的内容，能够“强化内聚性、信任”“增强已确立之社会集团权力”“大大地巩固了存在着的任何东西”。简而言之，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往往就会在政治演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由此，这里呈现的不仅是一个主要政治行为者经由政治博弈达成的政治均衡，而且这个政治均衡由于政治行为者较为稳定的相对实力、规则与制度的确立、观念体系的塑造而得以维持。这里的论述借鉴了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路径。政治行为者经过政治博弈达成政治均衡的时刻，在历史制度主义框架中被视为一个个关键节点。这种关键节点就是人类政治进化史的一个个岔路口。一旦政治行为者做出选择，新的政治均衡出现，后续的政治演化往往就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效应。美国政治学学者保罗·皮尔森认为，关键节点是非常重要的，路径依赖其实是关键节点触发的一种反馈机制，倾向于强化和重复过去特定的模式。一个著名的案例就是今天人类QWERTY式电脑键盘的布局，其实这种键盘的布局效率并不是最高的，但由于使用者已经形成锁定效应，所以就形成了路径依赖。人类政治进化的过程也存在着类似的模式或效应。制度与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既有的政治均衡，观念体系的作用也是类似的，只是它的角色似乎并没有那么直接。
以中国秦汉建制为例，公元前3世纪末期的秦统一中国和随后的汉朝建立，可以被视为两个类似的政治均衡。这两个政治均衡的共同特点是，不仅是一个主要统治者——秦始皇和汉高祖——领导的政治军事集团在武力上摧毁或征服了其他竞争者，而且在内部，君主拥有相对于政治精英（包括贵族、将军和文臣）与普通民众的支配性优势。就主要政治行为者的实力而言，一位主要的君主拥有压倒性的武力优势。随后，这一政治均衡在秦汉帝国的规则与制度建构中得到了强化，包括绝对君主制、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而非封建制、官僚制、君主统领军队、一整套复杂的礼仪典章制度等。就观念体系和意识形态而言，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汉武帝最后确定了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中国古代社会的官方观念体系逐渐形塑。这一观念体系以儒家学说为核心，包括忠君爱民、尊卑有序、仁义礼智信等基本价值。由此，这套观念体系塑造了中国士人的精神世界与行为准则，又巩固了起初形成的那个政治均衡。公元前3世纪末期的秦汉建制其实就是中国政治进化的关键节点。一旦君主制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的模式形成，经由“实力结构—制度规则—观念体系”的强化机制，君主权力变得越来越强大。直到1840年遭受西方世界的冲击，中国政治进化的这种方向才得以扭转。
跟中国相比，欧洲中世纪则走向了一条完全不同的政治进化道路，参见表0.1。关键节点就是公元7—8世纪形塑的那个封建主义的政治均衡。上文已经论述，一方面，当时君主尚无充分的组织与动员能力在自己领土范围内发展出一套纵向一体化的统治体系；另一方面，重装骑兵这种战争技术支配了欧洲战场，由此，封建主义成了一个新的政治均衡。所以，从相对实力来说，当时的国王并不拥有绝对优势，不得不跟贵族分享武力资源与政治权力。相应地，一套封建主义的规则开始形成。这套规则的核心乃是，君主应该为贵族们提供土地和保护，并尊重惯例与法律，而贵族们则需要对君主表示效忠，并承担相应的军事义务。这种关系还逐渐演化为一种长期的政治契约。从观念上说，封建主义的观念体系亦深入人心。比如，“国王应该靠自己的领地生活”，国王不应该违反惯例向贵族索要过多的财物，“附庸的附庸不是你的附庸”等，都是这种观念体系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公元7—8世纪形塑的封建主义政治均衡，对欧洲政治进化来说就成了一个重要的关键节点。基于“实力结构—制度规则—观念体系”的机制，这种封建主义的政治均衡对此后欧洲乃至人类的政治演化产生了根本而深远的影响。
表0.1 中国中央集权与欧洲封建主义的路径分化
上述分析说明，在初次政治博弈之后，此后再次的或反复的政治博弈，主要取决于三个关键因素：政治行为者的相对实力、规则与观念。对主要政治行为者来说，相对实力固然是重要的，是决定政治博弈达成何种均衡的关键变量，相对实力的变化也会引发新的政治均衡的出现。但首次博弈之后塑造的规则与观念也同样非常重要，往往是巩固既有政治均衡的重要变量。关于政治均衡背后的实力结构、制度规则与观念体系三者的关系，参见图0.2。
图0.2 政治均衡背后的实力结构、制度规则与观念体系
政治均衡的瓦解与新生
进一步说，在既有的政治均衡之下，政治博弈每天还在进行，甚至每时每刻都在进行。每次博弈都有两个可能的结果：要么是倾向于强化既有的政治均衡，要么是倾向于弱化甚至瓦解既有的政治均衡。这是人类政治演化的两种常见状态。从逻辑上讲，一种政治均衡被打破主要有两种可能性。
首先是内部因素触发的政治均衡瓦解。这是因为许多政治均衡本身就包含着导向不均衡的内在机制。从理论上讲，并非所有的政治均衡都是自我强化型的，也有自我摧毁型的。比如，拿绝对君主制来说，每个君主的素质——特别是他们的知识、能力与德行——是不稳定的，昏聩君主的执政往往会给君主政体带来严重的灾难。再比如，君主统治往往很难真正解决好君主权力的合法、和平与有序继承问题。从中国诸王朝到罗马帝国，从拜占庭帝国到奥斯曼帝国，争夺君主制条件下的最高统治权往往成为血腥的政治博弈，甚至触发内乱与内战。这是引发君主制不稳定的重要内在因素。在人类政治进化史上，尽管许多君主制国家创造了许多政治发明来提高其自身的稳定性，但绝对君主制就其本身而言，因为存在着诸种弱点，它总是存在着从政治均衡走向自我瓦解的倾向。就历时最为久远的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而言，一般的说法是其历时1100余年，即从公元330年左右到公元1453年。但实际上，拜占庭帝国并非一直由一个统一王朝统治，而是分为了狄奥多西王朝、查士丁尼王朝、马其顿王朝、巴列奥洛格王朝等14个不同王朝，这里的每个王朝都经历了从稳定走向瓦解的政治溃败过程。
自我瓦解型政治均衡的一个典型案例是中国西周的分封制。中国西周分封制稳定的维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天子对诸侯的赏赐行为。但问题是，天子对诸侯的赏赐越多——特别是土地及其之上的人口的赏赐越多，天子自身直属领地就越小，天子的实力就会被不断地削弱。相反，诸侯的实力却在增强。由此，天子与诸侯之间的相对实力就会发生变化，权力平衡一定会被破坏，最终走向自我瓦解。
其次是外部因素触发的政治均衡瓦解。这里的外部因素，既包括政治体系以外的经济、社会、技术因素，又包括一个政治共同体以外的国际因素，特别是军事竞争、入侵与战争等。从历史经验来看，触发政治均衡瓦解的最主要外部因素是三类：一是经济因素，比如新的经济模式的出现；二是技术因素，比如新技术的兴起，特别是跟战争有关的新技术的兴起；三是军事冲突与战争因素。所有这些外部因素都会改变主要政治行为者的资源与能力或相对实力，改变他们在内政上的博弈格局，进而促成政治均衡的瓦解与新生。
就经济因素来说，人类政治进化史的直观经验是，农业革命使人类早期国家成为可能，而工业革命使民主的普遍兴起成为现实。无论是农业革命还是工业革命，及其附带的社会变迁，都从根本上再造了人类政治进化的经济社会情境。经济变迁引发社会变迁，进而引发政治均衡从平衡走向失衡，乃是人类政治进化的常见路径。就技术因素来说，马镫是使得游牧民族获得战争优势的一项重要技术进步，因为在马镫发明之前，骑手很难靠两腿夹紧马匹形成稳定的战斗力。重型火炮则是摧毁欧洲重装骑兵和城邦的军事优势的主要技术力量，从而提高了中世纪晚期欧洲君主的相对实力。按照美国政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观点，印刷术的发明与普及，以及随之而来的印刷资本主义的兴起，改变了欧洲民族国家和“想象的共同体”的政治演化。就军事冲突与战争来说，英格兰立宪君主制的首次制度化，直接原因乃是英格兰约翰王对法战争的失败。中世纪后期欧洲大陆地缘政治军事竞争的加剧，又迫使欧洲大陆的有为君主们——比如法兰西国王和普鲁士国王——努力削弱贵族们的政治军事权力，努力发展新的纵向一体化的政治军事系统，从而彻底改变了原先封建主义政体下君主与贵族的势均力敌结构。没有做到这一点的波兰—立陶宛联邦则成了一个反面案例，最终走向了国家的崩溃。
总之，“永远不变的就是变化”。任何内外变化都有可能会促成现有政治均衡的瓦解。而旧的政治均衡瓦解的过程，新的政治均衡塑造的过程，就是人类政治进化史上的重大变革发生的过程。这里的分析大致上为理解人类政治进化提供了一个动态分析框架，后续章节对于人类具体政治进化过程的讨论将会运用这里的分析框架。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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