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原文中出现了两次“久之”，从从韩国灭亡到公元前228年底，整整两年时间荆轲都泡在温柔乡里却“未有行意”；而后在督亢地图和樊於期人头都备齐之后仍用“待吾客与俱”的借口不肯动身，但人头会肯快腐烂发臭，在短暂的保鲜期内等待一个两年多未露面，史册上也没有提及姓名的帮手，你信吗？

顷之，未发，太子迟之，疑其改悔，乃复请曰：“日已尽矣，荆卿岂有意哉?”

太子丹显然是不信的，他终于向荆轲发出了“你到底去还是不去”的灵魂拷问，这对于一个名节重于生命的“士”而言是一种莫大的羞辱。

荆轲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竖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仆所以留者，待吾客与俱。今太子迟之，请辞决矣!”遂发。

愤怒的理由是如此的充分，或许荆轲真的是想做完全的准备，但史册没有记下太子丹的反应和回答，谁也不曾想到最终令荆轲慷慨赴死的不是“知遇之恩”，而是主公莫名其妙的疑心，他看着不成器的秦舞阳，心中掠过一声长叹：

罢了，索性走上一遭来报答这所谓的“知遇之恩”吧！

或许太子丹和荆轲的想法都只是笔者的臆测，买凶*人却是不争的事实，笔者无意唐突古人的单纯和刚烈，只是在澄清一个被误解的事实。

错误全在于太子丹而非荆轲，总结刺秦这场无功而返的闹剧，一个自以为是的贵族试图孤注一掷的扭转败局，从策划、准备到执行，看似轰轰烈烈其实从无可圈可点之处。

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当然，成败从来都不是重点，当太史公颤巍巍地拖着残破之躯记载下秦廷之上血脉喷张的片刻时，所寄托的是“士为知己者死”的信念和追求。只是一个自由洒脱的剑客被莫名卷进先秦最大的阴谋并试图为不可能完成的目标而勉力前行时，后人不得不说一句：

这条命未免卖得太不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