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从结构来看，部分中小行存在达标压力。我们统计了截至17年三季度末共123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情况，按照18年底银监会的考核标准，有5家银行不达标，均是城商和农商行。如果我们将各项资本充足率与银监会考核标准的差值在0.5％以内，算作有一定达标压力的话，那么共有21家银行有达标压力，占比超过17％。

我们进一步分析这21家有达标压力的银行可以发现，其中主要是城商和农商行。并且从各项充足率指标来看，有7家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有达标压力、19家银行一级资本充足率有达标压力，4家银行资本充足率有达标压力。由此可以看出，目前考核压力最大的是一级资本充足率指标，也就是说，部分中小行目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一级资本的缺乏。

2. 18年银行的资本困境

上文我们统计了截至17年底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情况，结果发现虽然从平均水平来看达标压力不大，但大行与中小行资本情况差异明显，部分中小行存在一定的达标压力。而18年以来，随着金融监管的收紧，银行整体的资本压力也开始显现。

2.1银行天然缺资本

银行作为金融中介机构，其盈利主要来源就是存贷款的利差，而利润水平与存贷款利率差、资产规模均成正比，因此银行本身就有做大资产规模的冲动。而作为资产规模扩张的约束指标，银行资本的稀缺也是经常要面对的问题。一般来说，银行内生补充资本金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未分配利润，但如果只通过未分配利润来自然补充资本，往往难以支撑银行资产的扩张速度。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计算，根据统计的157家样本银行，2016年的ROE在12.5％左右，17年的ROE整体有所上升，我们假定在14％左右。分红方面，根据我们统计的上市银行的分红数据，我们假定所有商业银行的平均分红比例约为25％。那么按照14％的ROE和75％的利润留存比例，我们计算出每年通过未分配利润可以使核心一级资本自然增长10.5％左右。也就是说，在保证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不变的情况下，风险加权资产的增长率应该在10.5％左右。

但考虑到核心一级资本只占总资本的80％左右，因此如果没有其他补充资本金的方式，仅依靠未分配利润补充资本，为了保证资本充足率的稳定，风险加权资产的增长率只能在8.4％左右。而从风险加权资产的实际增速来看，虽然17年增速出现明显下滑，但截至17年底仍有10.7％左右，因此这2.3％左右的增速差就要依靠其他补充资本金的手段来弥补，这也是为何银行始终会缺资本的重要原因。

2.2表内非标监管穿透带来资本压力

而17年以来，金融监管不断收紧，加剧了银行表内缺资本的困境。尤其是对于非标的监管趋严，表内和表外投资的非标资产都有补提资本金的压力。具体来说，银行表内投资非标资产主要通过股权及其他投资。其中14年之前，银行表内利用同业投资非标，集中体现在买入返售类非标业务的扩张。当时典型的套利链条是：银行A通过买入返售资产，将资金给银行B，银行B利用这笔资金表内配置非标资产、负债端增加卖出回购。本质是银行A承担非标资产的风险与收益，而银行B作为通道获取相应收益。

这一过程中，银行A的实质非标资产通过银行B的通道，被计入了买入返售资产中。这样的好处在于，买入返售作为同业资产，风险计提比例仅为20％（3个月以内）或25％（3个月以上），显著低于信贷资产的100％，减少了资本占用。随后在2014年7月，127号文出台，要求买入返售下的金融资产必须为银行承兑汇票，债券、央票等标准化资产，表内买入返售对接非标的规模逐渐得到控制，但非标投资需求也随之转向了应收款项类投资。

虽然根据银监会的规定，应收款项类等同业投资也要按照底层资产穿透来进行资本计提。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底层资产构成复杂，监管难度较大，银行可以将部分底层非标资产包装为同业投资项目，从而享受20％或25％的资本计提比例。因此，银行的风险加权资产规模实际上是被低估的。

但17年以来，金融监管不断趋严，同业、表外投资要求穿透监管、杜绝空转套利，加上“三三四”检查和18年的银监会4号文，要求整顿金融乱象，对于银行整体的监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银行表内违规操作、减少资本计提的方式受到比较明显的约束，部分表内非标从“同业投资”回归“非标投资”的过程中，带来了资本计提压力的上升。

做一个简单的测算，截至17年底，商业银行股权及其他融资项规模为21.28万亿。主要包括委外、投资各类理财、资管计划、信托等，底层资产以非标、债券等为主。我们估计其中2/3属于非标资产，即14.2万亿左右；而假定一半的非标资产已经按照100％的资本计提，剩下一半（7.1万亿）按照25％的标准计提资本。如果这部分非标要按照底层资产穿透回表，则会新增风险加权资产5.3万亿左右。

2.3表外非标回表带来资本压力

银行表外投资非标主要是通过表外理财。截至2017年底，银行理财余额29.54万亿，其中非标资产约为4.8万亿左右。银行理财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承接表内非标资产、不良资产等的作用，典型的运作方式是银行将不良资产打包出售给通道机构（基金子公司、券商资管、信托机构等），然后由通道机构以该资产为基础成立资管计划，再由银行表外理财承接。在这一过程中，不良资产实际是“伪出表”，主要是为了规避相关监管，将风险由表内转移到了表外。

但17年以来，对表外理财的监管趋严，尤其是表外对接非标的行为受到了重点的限制。先是在17年11月出台了资管新规的征求意见稿，对于大资管行业有了统一的监管规范。之后在2017年底，银监会发布《关于规范银信类业务的通知》（55号文），针对银信业务着手监管，2018年初，针对委托贷款的《商业银行委托贷款管理办法》（2号文）出台，针对委托贷款业务进行全面的整顿和监管。

在监管的围追堵截下，表外非标资产的需求全面回落，并且要面对非标回表的压力。做一个简单的计算，截至17年底银行理财余额29.54万亿，其中非保本理财占比80％左右，同业理财3.25万亿，占比在11％左右。我们按照同比例的原则计算出非保本非同业（同业理财在计算表内非标时已经包括了）的理财规模约为21万亿，而按照非标资产占银行理财总资产16.22％的比例来计算，非保本非同业理财中非标资产的规模约为3.4万亿左右。如果这部分非标资产全部回表，则会新增3.4万亿的风险加权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