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很多人来讲，“鲍莫尔病”是一个新名词。“鲍莫尔病”究竟是一个什么“病”？

“鲍莫尔病”是一种“发展病”，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

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在一篇论文中，建立了一个两部门宏观经济增长模型，其中一个部门是“进步部门”，主要指制造业；另外一个部门是“停滞部门”，主要指市政府服务、教育、表演艺术、饭店、休闲等服务业。

鲍莫尔提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进步部门以劳动成本衡量的单位产品成本持续下降，而停滞部门的单位产品成本不断上升。

进步部门的生产率快速增长形成收入效应，进而大量采购服务，但是服务业效率不易提升，导致工资不断上涨。他预测，停滞部门（服务业）由于工资不断上升、缺乏效率，要么最后消失，要么不断壮大拖累整个国民经济。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数据有力地表明，“鲍莫尔病”不是一种短暂的现象。

在21世纪以及以后，会出现什么新情况吗？“鲍莫尔病”的作用机理如何？我们又应该如何治愈它？

威廉·鲍莫尔在《增长的烦恼：鲍莫尔病及其应对》中详细分析了鲍莫尔病的成因，同时提出了应对之策。

“鲍莫尔病”在很大程度上是全世界工业化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取得的前所未有的、令人瞩目的生产率提高的产物。

它是一种“发展病”，完全停滞的国家不可能出现“鲍莫尔病”。

医疗保健成本的爆炸式增长，早就成了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

生产率提升几乎完全消灭了饥荒，创造了以前无法想象的技术，使我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并大大减少了贫困的广度和深度。但是，它也带来了医疗保健、教育和其他重要服务的成本的上升。

尽管一些国家的医疗总成本相对来说低一些，但是它们的医疗保健项目也受到了成本以惊人的速度快速持续上涨的困扰。

令许多人惊奇的是，这些成本的上升是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在医疗保健当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导致整个经济体的工资水平上升时，各行业不同的生产率增长率会导致一些行业的实际成本上升，同时另一些行业的实际成本则相对下降。

历史证据已经证实，一个世纪前生产率提高相对缓慢的那些行业，到今天从总体上看仍然是落后者。这些行业持续的生产率停滞，给它们提供的服务“强加”了独特的“成本史”。

这正是成本病的基本症状：累积性和持续性的成本上升显著超出了整体的通胀率。

不仅医疗保健、教育和许多其他服务领域都面临成本持续上升的问题，而且成本的这种上升有一个共同的来源。如果不能深刻认识问题的来源，任何试图解决问题的计划都很可能被证明是徒劳的，甚至还可能适得其反。

但是，一旦我们真正理解了这个问题，有希望的行动路线就会涌现。

停滞部门的成本持续上升并不像它们初看上去那样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同时进步部门的成本不断下降也并不是纯粹的祝福。成本病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因此，《增长的烦恼》一书的核心论点是，生产率提高既是导致成本病的原因，同时也是治疗成本病的方法。

成本病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而且经济越发达就越突出，但是鲍莫尔却很乐观，他认为，在竞争性社会中，只要制度能够保障创新，我们就负担得起美好生活所需要的更多东西。

哪怕医疗保健和教育变得越来越昂贵，我们的收入也会增长，因此无须过多担心。

成本病源于不同经济部门生产率增长的不均等，只有创新停止了，所有经济部门的生产率增长都变为零，这种生产率增长的不均等才会消失，成本病才不再是一个问题。

但是很显然，那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到了那个时候，“贫困病”“暴力病”等更严重的疾病都会登场。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画面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医疗费用的爆炸式增长和大学学费的急速提高，并没有阻止美国人消费这些以及其他服务和商品。事实上，我们现在的寿命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更长，上大学的人口比例也在不断上升。

恰恰相反，未来真正会对这个理想构成威胁的是愚蠢的公共政策。

我们的社会中仍然会有穷人，而且由于成本病的影响，部分医疗保健和其他服务的资金可能必须通过政府机构来提供，这样必定会带来大量政治问题。

但是，假设未来的生产率不再持续增长。假设创新逐渐停止。假设我们耗尽了自然资源，平均收入水平停止了稳步上升。那样的话，成本病将不复存在，因为成本病本身源于不同经济部门生产率增长的不均等。

如果所有经济领域的生产率增长都为零，这种不均等就会消失，成本病将不再是一个问题，但是这也就是唯一的好消息了：我们的其他问题，尤其是贫困问题将会严重得多。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到，“鲍莫尔病”要存在，就需要具备三个条件：

一是“进步部门”的生产率进步要高于“停滞部门”；

二是“停滞部门”的工资会随着“进步部门”提升；

三是“停滞部门”在经济中的比重是不断增加的。

因此，如果要治疗“鲍莫尔病”，就需要从这三个条件入手，对症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