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佐民】

作为现代史上影响最大的海难，泰坦尼克号的遇难无疑影响深远，而1998年卡梅隆的《泰坦尼克号》则让泰坦尼克这个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然而鲜为人知的是，1912年4月泰坦尼克号处女航时，船上还有8名中国人，他们不幸遇上了这场重大海难。其中有6人幸运地存活了下来，但对他们来说，从海难中幸存并不是他们人生中最艰难的部分。

百余年后，长期生活在中国的导演施万克在得知泰坦尼克号还有中国幸存者后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次海难有七百多名幸存者，几乎每一个人都有着详细的人生轨迹和故事，但幸存下来的6名中国人却如同人间蒸发一般，没有留下令人印象深刻的痕迹。而这一切也促使施万克想要探寻这6名中国幸存者，并最终将探寻经历制作成了这部名为“六人”的纪录片。

在这部纪录片中，最让人惊喜的莫过于詹姆斯·卡梅隆的出镜，以及1998年《泰坦尼克号》上映时被删减掉的镜头：折返寻找幸存者的救生艇搭救了一名中国幸存者，他可能是那次海难中最后一名被搭救起来的人。

109年前的4月，大清已经亡了，欧洲正在备战，美国正在排华，整个世界都处于动荡不安之中。那8名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人在这时代洪流中显得微不足道。当泰坦尼克号从英国出发时，除了头等舱里数不清的社会名流之外，还有三等舱里的底层人民。电影《泰坦尼克号》中莱昂纳多扮演的男主杰克就是在牌桌上赢得了泰坦尼克号的三等舱船票而坐上了这条驶向美国的巨轮。那8名中国人和电影中的杰克一样，只能待在底部的三等舱，而且还共用一张船票。船上奢华的头等舱与豪华舞会与他们无关，但在沉没之后，污水却泼向了他们。

泰坦尼克号登船记录上的8名中国乘客姓名

当载着泰坦尼克号幸存者的卡帕西亚号在纽约靠港之后，七百多名幸存者或被送往医院，或安置在宾馆之中，唯有6名幸存者留在卡帕西亚号上——没错，就是那6名中国幸存者。泰坦尼克号沉没无疑是当时的头条新闻，影响之大可与百年之后的波音两起737MAX空难相比。这不仅仅因为这条当时最大的豪华邮轮戏剧性地在处女航中就沉没，还因为上面有着无数商业巨贾、社会名流以及贵族。

在卡帕西亚号到达纽约之前，美联社的记者们就在港口等着拍摄幸存者的画面。美联社甚至还租了条船一路跟拍载着幸存者的卡帕西亚号。当时的宣传与报道大篇幅地赞扬着海难中的“人性光辉”与“绅士精神”，诸如妇女儿童先上、绅士让出了救生船上的位置、名流们拒绝登上救生艇、船员们坚守岗位到最后一刻等。至于船长事发时在打牌、大副玩忽职守、早就收到了冰山警告这些事则压根不见报端。这种操作我们一般称之为“丧事喜办”。

既然立了“正面典型”，那自然需要树一些靶子来打一下。载有两千多人的泰坦尼克号最终只有705人获救，生还率不足三分之一，三等舱男性乘客生还率只有六分之一，船上几十名土耳其人无一生还。而8名中国人中有6人幸存了下来，生还率远高于平均水平。

1912年的美国还处于排华情绪中，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一直到1943年才正式终止，而刚刚灭亡的大清王朝与新生的民国显然也顾不上维护海外国民的权利。这些都使得6名中国人成为了极佳的靶子。

生还的6名中国人有5人坐上了泰坦尼克号的C号折叠救生船，恰巧泰坦尼克号的船主伊斯梅也乘坐了这条船。作为泰坦尼克号海难中最受指责的人，他对于海难的证词中充满了对中国生还者的攻击，指责中国生还者躲在救生艇的座椅下方混入救生艇。而其他生还者的证词也对中国生还者不利，甚至有人指责那五名中国人是“男扮女装”混上救生艇的。

在纪录片《六人》中，施万克的调查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了梳理。这8名中国人那时待在三等舱的单身男性舱室，即泰坦尼克号的右前方位置，距离冰山撞击的位置较近，也因此对冰山撞击后的不祥预感更强烈。而这8人登记的身份是水手，使得他们更早觉得情况不妙并进行逃生。

根据调查中对当时情况的还原，左舷救生艇的原则是“仅上妇女和儿童”，而右舷救生艇则是“妇女与儿童优先”。换言之，妇女和儿童坐好后还有空位的话男性是可以上的（船主伊梅斯也作为男性上了同一条救生船）。施万克甚至根据中国幸存者搭乘的C号救生艇的图纸1:1还原制造了一条救生船，并模拟了逃生者搭乘救生船的情况，证实了所谓“中国人躲在救生船座位底部”是完全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