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为邓锐龄先生（1925-2023）

今天一早醒来，打开手机，看到有三位朋友从北京传来了同一个消息：邓锐龄先生去世了！这三位朋友都知道我平生特别敬仰邓先生，时常会向朋友们称颂先生的学问和品德，所以他们都想在第一时间将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我。邓先生仁者高寿，是他这辈学者中硕果仅存的期颐老人，近年来很少听到他的消息，今日寿终正寝当不在意料之外。我相信像邓先生这样的上机之人，平生洁身自好，出污泥而不染，今生所积集的福德和智慧资粮，已足以让他于舍寿之刹那，得证光明法身，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我等后学或不必为此而过于悲伤，让我们最后一次志诚顶礼、赞叹邓先生，并祈祷先生莲花化生，乘愿再来！ 然而，念及此刻与邓先生一起离去的或是时代浊水中少见的一股清流、学术江湖中难得的一份纯粹，悲惨世界中仅存的一种高贵，我还是禁不住悲从中来，泪湿前襟。只要邓先生还活着，他就是我们西藏历史研究学界的一座灯塔，光照无明，指点迷津，今天这座灯塔倒下了，让我们共同祝愿它的光辉将炽燃不息，以保今日中国之藏学晴空万里、前程无量！

我和邓先生并无直接的师生之谊，但他是我学术生涯中遇见过的一位十分难得的师长，他是我一生学习的榜样。1984年秋，我从南京大学来到中央民族学院，专门学习藏语文。临行前，业师陈得芝先生谆谆教导，叮嘱再三，让我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除了随王尧老师学好藏语文外，还要多向北京其他优秀的学者们学习，虚心地向他们请教，其中特别嘱咐我要多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邓锐龄先生请教，告诉我邓先生的学问和人品都一流的好，学贯中西，是国内治西北史地和西藏史的中青年学者中绝为少见的优秀学者。非常可惜的是，在民院读书的一年多时间内，我竟然一次也没有遇见过邓先生，他当时担任筹建中的中国边疆史地中心的副主任，正在协助翁独健先生主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科的规划和建设，很少在民族所内出现。由于民族所就在中央民院院内，我在民院读书时期，有很多时间是在民族所内度过的，经常去向所内做西藏历史研究的常凤玄、姚兆麟、黄颢和祝启源等几位老师请教，也多次见过德高望重的柳陞祺先生，可就是始终与邓锐龄和王森二位先生缘悭一面。

十分幸运的是，就是在这段时间内，我读到了几乎所有当时邓先生著作和翻译的学术作品，它们是我进入西藏历史研究领域的入门指引。当时，民族所有一间对外服务的图书资料室，在这里可以得到民族所研究人员几十年来所有的学术著作，它们中的大部分不是正式的出版物，而是民族所自己铅印的各种内部资料。这个图书资料室于我无异是一个宝库，课余时间我常常泡在这个宝库之中，寻找、翻阅我所喜欢的学术资料。泡的时间长了，和图书室的老师们也都混熟了，很多资料我都能免费获取，或者就在室内复印，这是我在民院读书一年多时间内的一项重大收获。而在我得到的这些内部学术资料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也是对我当时所做的学术研究有决定性影响的资料有两种，一是王森先生的《关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资料》，二是图齐（李、邓译本作“杜齐”）的《西藏中世纪史》，而这两种著作都与邓锐龄先生有很大的关联。《关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资料》是王森先生口述，邓锐龄、常凤玄二人记录、整理的，它是六十年代的作品，但直到它于1987年改名为《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时，在学术上依然没有过时，邓先生和常先生对这本书的贡献显然远不止是机械的笔录，而是还包括查证引文、补充资料，以及文字整理、结构调整等多项内容。二位先生师事王森先生，恭敬爱戴，尽心尽力地做好了这本书，却从未考虑过自己的名利。而《西藏中世纪史》是邓锐龄和李有义合作翻译的G. Tucci的名著《西藏画卷》（Tibetan Painted Scrolls）一书的导论部分。《西藏画卷》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世界藏学名著，其导论部分则是对西藏中世纪历史，即对西藏后弘期政教历史的最早，也是最好的宏观性的叙事。邓、李二位先生的翻译非常准确和专业，把二十世纪世界最伟大的藏学家图齐先生最好的学术著作的真实面貌呈现给了当时还很少有人能够直接阅读西文著作的中国藏学研究界。我当时从南京大学元史室专门去民院藏学所学习藏语文的目的就是要研究元代西藏的历史，《关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资料》和《西藏中世纪史》对我自己所要作的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之所以能顺利地完成有关元代西藏历史的硕士论文，首先要感谢邓锐龄先生所参与的这两部学术巨著给我的指引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