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戊戌变法其实这个变法有着无限好的前途的，感觉旧的世界就此能改变了，但是到最后还是失败了，也有非常多的人表示这个失败是有原因的，也有人分析了很多原因，但是其中呼声很大的就是守旧党再搞破坏了，那么这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原因呢?下面就跟随小编一起来揭秘看看吧!

1898年秋，光绪皇帝下诏实行新政，变法维新。(电视剧《走向共和》)

匆匆间，戊戌变法竟然迎来了双甲子纪年。这是中国踏入近代门槛之后最具有政治意味的变革，可惜仅仅进行了一百天就匆忙收场，而且给后世中国的变革预设了极大困难。痛定思痛，研究者乃至一般读史人无不以为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党争，因为守旧力量太过强大。我个人在过去几十年读史生涯中也这样认为，但在最近几年开始有了一些新的思考，并不认为党争是戊戌变法归于失败的终极原因。

我思故我在

但凡有人群的地方，一定会有不同的看法，会有争论，甚至有基于利害冲突的争论。所谓党争，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不过，在传统中国皇权一元体制下，任何党争，都是皇权之下的争论，不在皇权之上，更不会影响皇权的行使。戊戌年，甚至戊戌前后，类似的争论、冲突并不止一起，但在维护皇权根本利益上，争论的双方甚至多方并无根本不同，更不是你死我活。而且，许多争论得以记录、留存，主要是因为记录者、留存者内心深处有一个党争的古老记忆。

按照康有为的说法，戊戌年的党争从一开始就存在，而且愈演愈烈。戊戌正月初三(1898.1.23)，总理衙门通知康有为第二天接受王大臣面询。翌日下午三时，康有为如约前往西花厅，与荣禄、李鸿章、翁同龢，以及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等谈话，康有为乘机将先前没有送上去的《上清帝第五书》直接呈交给政治高层，并洋洋洒洒谈了自己对政治、外交，乃至经济政策、货币政策的看法。但这些看法并没有获得大臣们的积极回应，相反，翁同龢当天的日记却说：“传康有为到署，高谈时局，以变法为主。立制度局、新政局，练民兵，开铁路，广借洋债数大端。狂甚。”康有为素来将翁同龢视为知己，视为恩人，而翁同龢在日记里这样记录，让康有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康有为不认为翁同龢是变革的反对者，他从一开始坚信在中央层面，在满人中间，最有力的反变革者无疑当属荣禄，所以在康有为终生叙事中，荣禄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顽固派的角色。在西花厅晤谈时，荣禄曾好意提醒侃侃而谈的康有为，在注意变法的同时，也要注意不变，至少在目前历史条件下，“祖宗之法不能变”。而康有为闻言则毫不客气怼了回去：“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即如此地为外交之署，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因时制宜，诚非得已。”(《康南海自编年谱》，37页)

荣禄

对于荣禄，康有为有一肚子不满，又过了一段时间，四月二十八日(6月16日)，康有为在朝房等待光绪帝召见时，又与荣禄不期而遇。荣禄刚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前来谢恩。春风得意的荣禄问康有为：“以子之槃槃大才，亦将有补救时局之术否?”

康有为重申这几年的思考，答曰非变法不可。

荣禄再问：“固知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卷一，354页)

康有为直截了当地说：“*二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则新法行矣。”(曹孟其：《说林》，《戊戌变法》卷四，3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