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青花没有像唐青花一样一闪即逝，而是在中国扎住了根，还与元青花的特质有关。龙泉青瓷釉质美丽，但烧成难度大，很容易烧成废品，因此成本高，价格昂贵；青花瓷器色彩鲜艳，原料成本低，也比较容易烧成功，因此，它一旦为人们接受，很快就发展成为产品的主流。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开放的朝代，蒙古族皇帝没有浓重的“华夷之别＂的偏见，对于外来文化比较容易接受。这一方面是由于蒙古族自身文化比较落后，缺乏较为完备的独立的文化体系；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中西交通空前发展的缘故。

统治西亚地区的伊尔汗国汗王是元朝皇室的近支（忽必烈之弟），伊尔汗及其后王与元朝关系十分亲密，这就为当时中国与今西亚的伊朗、阿拉伯一带的文化、经济交往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中国的许多发明及政治、文化制度正是在此时西传，如伊尔汗国仿行元朝建立的驿传、钞法制度等；同时，西亚人或受召或自愿，也大量涌来中国，其规模和影响都远远超过了唐朝。

就元代青花瓷器而言，它本身就是中国传统的制瓷工艺和西亚阿拉伯装饰艺术结合的产物。中国传统的制瓷工艺和装饰艺术对青花瓷器的影响，诸如白瓷的烧造、釉下彩绘技艺以及磁州窑彩绘图案风格等方面，久已得到公认，这里不再赘言。

元代青花瓷器，特别是“至正型”青花还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造型、花纹装饰等方面受到了西亚伊斯兰艺术的影响。元代青花瓷器的造型，特别是“至正型”花，往往型体硕大，宋代景德镇窑几乎不见这类产品，其它窑口也很罕见。

有些元青花的大盘直径都在50厘米以上，这种盘就是仿照西亚、南洋及南洋一带的大盘而制作的。在今土耳其、伊朗以群岛一带的居民中，有吃“抓饭”的习俗，即四至八人共用一个盘子的饭，这就需要很大的容量。

除造型外，元青花的花纹图案装饰也曾受到波斯兰白釉陶器的影响，如锦地纹、云头披肩纹、蕉叶纹以及芭蕉、葡萄、狮子、海马等纹饰，为元代装饰的重要特点。

至于青花上那繁缛细密、满而不乱的花纹装饰，也是受到了西亚伊斯兰艺术的影响才发生的，这些都与我国陶瓷传统的装饰艺术有着明显的差异。

自元代开始，彩装饰这种装饰手法的地位日渐重要，后来取代了执牛耳达千年的釉装饰手法，成为后世瓷器的主要装饰手法。

元青花是在广泛吸收中、西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元代辽阔的疆域，开放的通商政策为之创造了条件。元代社会文明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上，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

明朝中期以后，中国的航海业开始落后于西方，西亚及西欧文明对中国手工业及物质文化的影响也开始减弱，中国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也逐渐出现了被动的局面。

元朝统治者十分重视海外贸易营利，元世祖在刚攻克江南，就在东南沿海地区设官管理海外贸易事宜，并按货物的粗精不同，分别课以十五分之一或十分之一的捐税。公元1277年在浙闽沿海的泉州、庆元、上海、澉浦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外贸事务。

与元朝重视海外贸易的政策相符合，元朝的疆域空前辽阔，蒙古帝国横跨欧亚大陆，又为中西贸易交通的发达提供了便利条件。

摩洛哥旅行家伊东·白图泰曾经代表印度国王山使元朝，据他的记载，中国与印度的航行交通均由中国海船承担。他曾在吉里佛港见到过中印贸易情况，这里停泊着十三艘商船，其中最大的船每艘可容载千人，安有三至十二根帆，中国的航海技术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元朝的陆路交通也很发达，自葱岭西至西亚地区，分布着窝阔台、察合台、钦察、伊尔四大汗国，他们名义上是元朝的宗藩，元朝在通往这些汗国的重耍城市的道路沿途设右驿站，交通十分便利。中国与中亚、西亚地区的陆路交通由于元朝的统一重新畅开，便利了元朝同这些地区的贸易往来。

发达的中外贸易为元朝皇帝重商嗜利提供了满足*的机会。瓷器是元代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之一，元朝用于对外贸易的陶瓷品种很多，主要有青白瓷、青花瓷、龙泉青瓷以及一些其它种类的瓷器。

由于瓷器易碎，不便于陆路运输，所以主要以海路运往销各地。在东亚的日本、朝鲜、菲律宾、东南亚、南洋群岛，南亚、西亚以及非洲东海岸等地区，都曾经大量地发现元代的瓷器或瓷片。

为了垄断外贸以及保证瓷器质量以求高利，元朝统治者将就在景徳镇所属的浮梁磁局大量烧造青花瓷器。外销赢利是景德镇青花瓷器生产的一个重要目的，可以说，外销促进了元代青花瓷器的生产和工艺的改进。

参考文献

《国史辅》

《元史》

《元典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