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被利益蒙蔽了双眼的征服者眼里，中国甚至连保护本国财富的合法权利都没有，这种掠夺至今仍会使中国人的心中产生一种强烈的羞辱感。

第四次误解，从“二战”结束之后一直延宕至今，事实上，西方人暗地里依旧认为中国是一个潜在的敌人，也是一种潜在的危险。严格的高科技产品禁运等政策，导致了一个新的壁垒，阻碍了当前双方进行更深的交流。

在所有的这些误解之中，尤其以第二次误解，即明末清初，欧洲耶稣会传教士来华，最为重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这一时期的传教士，奠定了欧洲乃至整个西方公众数百年以来，对中国科学的基本看法。

17世纪，欧洲的大航海接近尾声，欧洲教会意识到，似乎有必要将天主教的教义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于是，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和中国古代传统科学和文化将发生一次直接的碰撞。

1629年6月21日，根据推算，中午会发生日食。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太阳象征着皇帝，因此，对日食的阴影面积大小的推算，变得非常重要，这是一种上天对人间帝王给予的重要启示。

在和中国天文学家的比试中，耶稣会传教士胜出，他们在食分的预报上却最为准确，他们估计月球覆盖太阳的比例为16%，实际结果是20%，但中国人的预报为32%。

崇祯皇帝对这些新的西方知识印象深刻，他决定设立一家新的天文机构，并任命与利玛窦关系密切的天主教徒徐光启为负责人。

这幅版画出自1735年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一书，其内容基于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的通信。上面三人从左至右分别是：利玛窦、汤若望和南怀仁，下面是徐光启及其孙女。

这次事件让耶稣会传教士认识到了科学的重要性，尤其是天文学在中国可能是比神学更有效的工具。著名的耶稣会传教士南怀仁在几年后总结了这一情形，他用拉丁文写下了这样的话：

“Imo ipsa sacra religio stelliferam astronomiae pallam passim induta。”

在天文学的帮助之下，我们神圣的传教事业更加一帆风顺。

比利时耶稣会传教士费迪南德·维比斯特的肖像，他的中文名叫南怀仁。1666年，他接替汤若望，担任了北京钦天监的监正。

1644年，清军占领了北京城，结束了近300年的明朝统治。强烈的不信任感让清朝统治者开始求助于正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传教士。

1645年，摄政王多尔衮任命传教士汤若望为中国最高天文机构——钦天监的主要管理者。后来，顺治皇帝甚至下诏，要求钦天监的所有官员改为学习西方天文学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