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敏

二十世纪前期，一些语文教育家强调应用文的重要。如叶圣陶等人。叶圣陶讲：

“我们实际生活上，为了事务的逼迫而写作文章的时候很多，文人以外的一般人，毕业写作的差不多全是应付事务的文章。我们有事情要向不在眼前的朋友接洽面积得写书信；向别人赁房屋或田地，就得写租契；和别人有法律交涉，就得做状子；和别人合作一桩事业，就得订议约或合同；此外如官吏的批公文，草法规，工商界的写单据，做广告，都是应付当前事务的工作，并非自己有意要写文章，然而不得不写。这种文章特别叫做应用文。”（夏丏尊、叶圣陶：《国文百八课·文话六 应用文》，见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第5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5—56页）

另有一些人则相反，强调文学的重要。如余冠英这样讲：

注重了文艺，并非就是放弃了应用。“应用”的意义不能看得太狭，学生有了用文字叙事说理表情达意的能力，就能应用。应用文在文理通顺的人只要晓得格式无不能做。晓得格式并不是难事，另有专书备查，正不必一一在国文课本里陈列出榜样来。有些中学国文教本选录了许多“报告书”、“宣言”、“发刊词”、“简章”、“政纲”、“方案”、“祝词”、“缘起”、“告示“、等等，徒然占了有限的宝贵篇幅，应该赶快腾让腾让给文艺。（余冠英：“坊间中学国文教科书中白话文教材之批评”　见《二十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　第７４３页　顾黄初　李杏保编　四川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从表面看，叶圣陶所说似乎有道理。确实，一个人若遇到应该写应用文的时候，应用文很重要。

但问题是，对于一个个的具体的人来说，是不是会有这样多的对应用文的需要。固然，写个信，确实是每个人都需要的。但其他则未必。

我们并非都需要租别人的田地，也未必和别人有法律上的交涉。即使是有交涉，自己写“状子”也未必写得来，这得专门的人士如律师来写。

至于官员“批公文”，这首先得当个官员。没有当上官员的，学习批公文就没有什么意义。

再说，这种种应用文，作为一个儿童或少年，自己根本不了解那些领域的情况，又怎么能够写好这些应用文呢？不仅是写不好，而且也根本不会有兴趣。所以，这些应用文的训练，是最没有用处也是最没有效率的。

而文学，则相反。固然，一个人不读文学，也活得下去。但只要识字，恐怕都要读点小说什么的。这样看来，文学与每个人都有关系，倒是更需要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