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到学以明道的治学宗旨，那么，如何落实这一宗旨？这就需要“向内”和“向外”两方面的工夫。向内需要将“明道”宗旨转化为心向往之的恒定的心理驱动力，即将治学活动建基于“治心”之上；向外需要将“明道”转化为“行道”，即将所明之道落实于“立德、立功、立言”的实践之中。前者为治学之体，后者为治学之用。这说明治学是一个有体有用的心理与行为过程。

治学首先要治心，治心的核心内容是立志与正心。毋庸置疑，立志是治学的心理基础。志不立，学无所向；志不坚，学无所成。东汉学者徐幹所著《中论·治学》篇在谈及“志”与“才”的关系时指出：“虽有其才，而无其志，亦不能兴其功也。志者，学之帅也；才者，学之徒也。学者，不患才之不赡，而患志之不立。”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晋人虞溥亦云“夫学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徐幹把志喻为“帅”，把才喻为“徒”，可谓喻之有方：徒之聚，若无帅之领，就有可能成为“群氓”，甚或成为“无耻之徒”，是故古人云：“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在德与才之间，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德才兼备”，但须以德为先；德性与学养兼备是君子的人格魅力所在，但须将德性置于前。正因如此，中国古代书院培养人才亦以“立品”为首务，在此基础上兼顾“立才”，清人陆耀在《任城书院训约》中云：“书院专以作养人才，而人才以立品为首务，其次乃及文艺。果其文行兼优，固当刮目相待。”

在中国古人看来，立志是成事、成学的必备心理基础。元人张养浩《归田类稿》卷八云：“夫学，不求至于圣贤，皆负德造物者也。……志苟一立，天下无不能为之事，而况读书乎？志苟不立，目击所有而不能致，而况为圣贤乎？”王阳明告诫门徒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已立志为君子，自当从事于学。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明人湛若水在《大科书堂训》中亦告诫诸生云：“诸生为学必先立志，如作室者先曰其基址乃可。志者志于道也。……匹夫不可夺志，若其可夺，岂谓之志？”这些话都表明，治学能否治成，全赖于是否志坚、志笃。所以，元人汪克宽在《志学斋记》中说：“世之人有志于圣人之道者，盖夥矣，然未之或知，訹于小艺，惑于旁蹊，则是志未立也。志苟立矣，朝勤而暮辍，一暴而十寒，则是志之未诚也。志苟诚矣，览之未博，习之未熟，未闻其所未知，未勉其所未行，则是志之未笃也。必也求之方策，诵而复焉，思而绎焉，凡理之所当然者，必法先哲而反诸身，本无往而不至也。然后出其余以肆力于为文，推其用以显于时，则可谓充其志，而于学乃克有成矣。”

那么，如何做到志坚、志诚、志笃？其答案用一句话说就是“正心”。所谓“正心”，就是正其心态，其要在于有正确的义利之辨、理欲之辨、名实之辨等。不辨明义利、利欲、名实等关系，其治学便是“妄学”。关于义利之辨。张履祥认为，“凡学……以辨别义利为主。”明人刘宗周在《告张履祥》一文中说：“学者最患计功谋利之心，功利二字最害道。”清人陆世仪指出，“减得一分势利，才进得一分学问；进得一分学问，便减得一分势利，所谓义利不容并立也。”关于理欲之辨。朱熹《白鹿洞学规》云：“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明人胡居仁云：“今人为学，多在声价上做。如此则学时已与道离了，费尽一生功夫，终不可得道。……才气高者有此病。”清人李顒在《四书反身录》卷二中说：“为明善复初而学，则所存所发，莫非天理，处也有守，出也有为，生民蒙其利济，而世运宁有不泰？为辞章名利而学，则所存所发，莫非人欲，处也无守，出也无为，生民毫无所赖，而世运宁有不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