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不是顺着朝代次序从前往后写，成书的次序为：清史、元史、明史、民国史、宋史、唐史、五代史、南北史、两晋史，前汉史、后汉史。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陆续印行这11部演义，《清史通俗演义》最早，1916年7月出版，《后汉通俗演义》最迟，1926年9月出版。开始印的都是有光纸石印插图本，当时销量非常大。1935年，会文堂新记书局又全部改为铅印本，加上许廑父续的《民国通俗演义》后40回，总的书名称《历朝通俗演义》，分装40册。另刊《历朝通俗演义改版印行缘起》一册，把全书的序文和每部的回目集合在一起。重印出版的销量又大大超过了前次。

二是《西太后演义》或叫《慈禧太后演义》，30万字左右，1916年由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

三是增订清初新昌吕安世所著《历朝史演义》。从盘古开天辟地起，一直写到清朝，字数50万字左右。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发行。

《清史通俗演义》共一百回，对于近年来“帝王颂歌”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简单叙述、一带而过，但从第五十回“饮鸩毒姑妇成疑案焚鸦片中外起兵端”开始，1840年以后的部分占了一半，且讲述得格外详细。显然是有意用列强侵华的历史去唤醒浑浑噩噩的民众。这既是民族危亡的时局使然，也与其历史观有关。蔡东藩自谓：“鄙人自问无史才，殊不敢妄论史事，但观夫私家杂录，流传市肆，窃不能无慊于心，憬然思有以矫之，又自愧未逮，握椠操觚者有日，始终不获一编。而孰知时事忽变，帝制复活，筹安请愿之声，不绝于耳，几为鄙人所不及料。”“以史为鉴”应该是他写史的动因吧。

蔡东藩在《清史通俗演义·自序》中说：“窃谓稗官小说，亦史之支流余裔，得与述古者并列；而吾国社会，又多欢迎稗乘。取其易知易解，一目了然，无艰僻渊深之虑。书籍中得一良小说，功殆不在良史下；私心怦怦，爰始属稿而勉成之。自天命纪元起，至宣统退位止，凡二百九十七年间之事实，择其关系最大者，编为通俗演义，几经搜讨考证，巨政固期核实，琐录亦必求真；至于帝王专制之魔力，尤再三致意，悬为炯戒。成书四册，凡百回，都五六十万言，非敢妄拟史宬，以之供普通社会之眼光，或亦国家思想之一助云尔。”可见蔡氏处理史料始终严谨，是颇有用心进行了考证的，不过受自身学术研究水平的限制和民国初期好搜奇异的影响，书中掺杂了大量的野史异闻，总的来说应该是介于史书与小说之间的“演义”，可以作为学习和了解历史的入门读物。

写毕清史，蔡东藩开始写《元史通俗演义》。学史者皆知，蒙元历史不易研习，一是有大量非汉字的史料，非通晓西域中亚语言文字者难以利用；二是史料杂乱错讹之处不少，非认真细致地查勘比对梳理而不得其真。老蔡也发现《元史》“流于草率，史实疏漏”，写作时爬梳校勘各种元史资料：《元秘史》、《庚子外史》、《丙子平宋录》、《元史译文证补》……，总算弄明白了那些拗口的人名、地名、专用名词，复杂曲折的情节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