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2月24日，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在伦敦正式出版。1896年，孙中山通读了《共产党宣言》，并联系中国国情进行了深刻思考。《共产党宣言》对孙中山形成“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梁启超、朱执信、宋教仁、廖仲恺等进步人士相继翻译、引用《共产党宣言》的相关章节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但那时的翻译都是片断的，有许多不准确甚至谬误的地方。此后，中国早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先后在书刊上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及其思想，但仍是零星片段式的摘译。

1920年初，陈独秀与《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编辑邵力子等人商量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人选。当时，《共产党宣言》已有德、英、法、日文等多种版本，要准确地将其译成中文，这要求译者不但要精通德语、英语等，还须具备较高的中文水准，熟知欧洲历史、社会状况等，更要思想进步、立场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那么，谁能担此重任呢？邵力子慎思良久说：“能承担此任者，非杭州陈望道莫属。”

陈望道，1891年生于浙江义乌，1915年赴日本留学，学习哲学、文学、法律等。他精通德、英、法、日四种文字，经常研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推崇进步的政治主张，被同学誉称“红头火柴”。

1919年，陈望道回国后任教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与进步师生一起积极投身爱国救亡、反帝反封建斗争，经常在刊物发表崇尚真理、呼吁民主的文章。

1920年2月，陈望道接到陈独秀、邵力子邀他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信函，随信还寄来了一大包参考资料，内有德、英、日文原版《共产党宣言》等。陈望道多年前曾读过《共产党宣言》，现在要亲手翻译，他又把几种版本细细重读一遍。他发现，全书虽不足2万字，却主题宏大、立意鲜明，思想内涵丰富而深刻，气势磅礴，尤其是德文版，文字精炼、语句优美、意蕴幽邃，要准确无误地译出实非易事，想译得语言文字传神更是难上加难。

此时，陈望道悟出《共产党宣言》不单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更是即将照亮中国革命前程的光焰。他深感担子沉重，时间紧迫，于是连夜赶往百余里外的金华市，到自己曾就读的省立七中，从学校图书馆借来《英汉词典》《日汉词典》等工具书。陈望道当年的外语老师贺铭逸听说要翻译德文资料，还将自己珍藏的《德语词典》借给陈望道使用。陈望道晚年时回忆，有了贺老师的《德语词典》，翻译《共产党宣言》恰如老虎添了翅膀。

回到家中，陈望道把老院一间柴屋收拾干净，在两条长凳间横一块门板当桌，地上铺几捆稻草，坐着是椅，躺下为床，便开始了艰苦、紧张的翻译工作。他夜以继日、孜孜不倦，伴着陋室青灯和厚厚的词典，斟句酌行，缀段谋章。累了，他步出茅屋踱几圈，困了，他打来冷水冲冲头。因过于专注倾神，陈望道甚至将墨汁当红糖，蘸着吃粽子。

为让译文最大限度表达原意，陈望道把许多词句从德、英、日3种文字译成中文，再选择、组合出最准确的词句。如德文版reiche Person和arme Menschen两个词，英文版译为“绅士、贫民”，日文版译作“业主、穷人”，他反复斟酌，译成“资产者、无产者”，就更符合《共产党宣言》的语境规律和思想主旨。在翻译过程中，陈望道把自己的语言功底、文学水平、文字能力都发挥到了极致。他不但准确地表达出原著的含义，还创造出许多精彩的修辞例句。

历经数个日日夜夜，1920年4月下旬，陈望道终于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译稿。

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但因排字、校对疏忽，《共产党宣言》书名出错，虽失误无法补救，却为后人鉴别最早版本提供了醒目的依据。1920年9月，《共产党宣言》第二版印付，书名差错得到纠正。此书一经问世，即刻引起强烈反响，进步知识分子竞相购买、争相阅读。从此以后，伴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革命运动兴起，《共产党宣言》的影响、作用也越来越大，不少出版机构纷纷再次出版。截至1926年5月，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已重印达17版之多。

《共产党宣言》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所作的科学阐述，如燎原之火，熊熊燃遍中华大地，深刻地影响着历史发展进程，改变着中国的命运，持续地昭示着无数人的选择与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