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的考试官便是主考官，职责便是总阅试卷，分别取舍，然后核定名次，上报朝廷。

景泰三年时，朝廷颁下诏令，命各省乡试主考官两人人选，须有布、按二司同巡按御史，共同推举府学或县学的教官，聘充考官，而且那些充任考官的县学教官（训导、教谕等人），得五十以下、三十以上，且文学廉谨。地方学校教官虽不入流，可大多都是举人出身，文化水平是没得说，浸淫科考教学多年，批阅乡试试卷当然不在话下。

到了嘉靖年间，朝廷才开始推行每省主考都选京官或进士赴任，以此杜绝舞弊的可能。

两京，也就是顺天府、应天府两地，因是京都的缘故，规制最高，一直都是京官充任主考，且多为翰林词官，清贵之臣。

像景泰七年这次，刘俨为翰林院侍读，正六品，又加太常寺少卿则为正四品高官，而黄谏魏翰林院编修，正七品，加官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职，则为正六品，清贵显要，由这两人作乡试主考，绝对是秒*各省的。

另外明代乡试录取人数是有限额的。

景泰之前，两京一十三省的乡试录取人数一直在增多，南北直隶取额最多，从每科80人，增至135人，而其他各地最多也不过90多人。像江西、浙江、福建三个科举大省，每科录取人数一直是各省之冠，多达90，可竞争也是最为激烈的。都说南方文风鼎盛，科场扬名多，而江浙闽则独占大头。

也正是教育水平问题的高低参差不齐，这才有了各省录取人数的差异，但也因此催生了新的问题，那便是科考冒籍，当然不合法的叫冒籍，合规的则俗称科举移民。

顺天府乡试的人数足有135人之多，而北直隶生源质量比起南方差了一大截，若是南方士子通过一些正规或非正规的手段，进入顺天府乡试，那中举的概率不得蹭蹭往上涨？

景泰七年这次顺天府乡试中就有科举移民的情况，大学士王文原是南直隶凤阳府霍邱县人，后因入赘的原因成了北直隶束鹿人，如此家族彻底由南转北，他本人永乐年间进士，儿子辈当然也可以名正言顺参加顺天府的乡试。

那么内阁首辅陈循呢，按籍贯江西泰和人，按照科举制度，各省生员必须在籍贯地参加科举，他儿子陈瑄怎么就在顺天府考试了呢？

这就不得不说明代的监生制度。所谓监生就是国子监学生。

国子监，是国家最高学府类似前朝太学的官方机构，设立之初是为国家培养人才，建立官员储备梯队之用。

但是科举兴盛后，官僚阶层皆视科举为正途，由监生入仕完全被边缘化，国子监的地位也一直下降，原本是择各地学校优秀生员入国子监的制度也变了味，多成为了屡考不中、熬资历的老生员的福利，甚至朝廷也允许纳捐入监，生源质量下降，更让国子监为国储才的功用一再丧失。

除了各地择优“岁贡”入监和纳捐入监外，监生还能通过恩荫、官生等途径入监，其中官生就是“京官三品以上”的官员子弟可以入国子监读书。

监生身份等同生员，也就是秀才，只要完成一定学业，通过考核是允许参加当年乡试，两京都有国子监，在北则可参加顺天府乡试，在南则可参加应天府乡试，可以说是给了官二代们的一个隐性福利。

陈循之子陈瑛应该也是官生入监，以监生的身份合理合规的参加了顺天府乡试。

最后一点，科举考试中特别讲究避讳。

陈循、王文指责考官出的考题犯讳，这里所谓的讳，多指皇帝本人及其家人、祖宗的名讳，这一点要在文字中避免出现，不然就是不敬。

比如刘俨、黄谏出的四书考题就有涉及明宣宗朱瞻基名讳一个字，而且经义题中则有一句“正统有无”，被解释为有影射景泰帝无后，帝位非正统之意。

不仅考官出题要避免各种公讳，考生答题也是如此，不然一不小心犯讳，再好的成绩也会取消。

但相较之下，明代对犯讳的容忍还是相当宽疏的，除了明世宗嘉靖朝对各种犯讳的考官处罚严厉外，其余各朝多是宽宥，不予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