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科研基地不够多。中科院水生所研究员王克雄说，江豚属于鲸豚类动物，开展鲸豚类研究的机构主要包括中科院水生所、中科院深海所、北部湾大学、安庆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但着重、具体研究江豚这一物种的机构并不多。

在学科建设上，地方水产研究院所与高校往往侧重研究某一方面，未能形成有规模、成体系的研究团队，因而也很难得到深入、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江豚的人工繁养工作已有初步进展，但离全人工繁养仍有较大距离。

另一方面，人才梯队存在一定的青黄不接。郝玉江说，作为全国最大江豚研究机构，中科院水生所江豚研究专职人员仅6人，加上研究生、聘用人员也只有30多人。尽管该所每年都招收数名硕士、博士，但绝大多数研究生毕业后很难从事江豚研究工作，主要原因是可研究的江豚数量少、研究操作困难、成果难以产生重大影响。

除科研人员外，作为专业技术人员的兽医在江豚科研保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一些科研机构，兽医往往作为劳务派遣人员聘请，专业程度不高、工作稳定性不强，制约了科研工作的有效开展。

此外，研究保障存在不足也让人担忧。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杨光说，江豚研究由于较为“小众”，很难争取到较多的项目支持。诸如人工繁养等江豚研究的基础课题需要长期投入才能取得成果，但相关支持持续性并不强。同时，由于当前江豚保护涉及林业、农业等不同系统，不同渠道之间的项目、经费难以打通使用，造成研究保障的结构性失衡。

趁热打铁，系统提升保护力

令人振奋的是，随着“共抓大保护”深入人心以及“十年禁渔”落地落实，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正发生转折性变化，江豚保护措施、机制正不断完善。

在湖北武汉，当地启动“江豚回归江城”计划，由武汉市农业农村局联合中科院水生所共同成立武汉长江江豚繁育保种技术研究中心，开展江豚繁育和科教设施升级；在安徽安庆，当地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安庆市长江江豚保护条例》，从立法角度加强江豚保护；在江西九江，当地积极在滨江临湖的湖口县推动建设集保护、科研、繁育为一体的国家级长江江豚科研基地。

一系列举措正产生看得见的效果。在武汉，长江城区江段多次出现江豚踪影，引起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和市民的关注；在荆州，石首天鹅洲长江故道江豚群体不断扩大，成为江豚迁地保护典范；在汉江潜江段，近30年来第一次出现了江豚的身影。而在湖南岳阳、江苏南京等地，江豚身影同样频频出现，引发公众关注和热议。

一些受访专家说，打铁还需趁热，当前亟待加大对江豚保护研究团队的扶持力度，扩大江豚保护研究队伍，系统提升江豚保护能力。

一方面，要布局江豚研究团队体系，分门别类开展专业化研究。杨光说，有必要在江豚保护重点区域布局多个江豚研究机构，通过科学分工，扩大地方水产研究院所、高校、江豚保护管理区之间的技术交流和互动，特别是加大各单位间基础类、监测类、修复类等不同研究成果和数据的共享，合力提升江豚保护科学研究的整体水平。

中科院水生所研究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长王丁认为，可充分改善各江豚研究保护技术平台的设备和设施条件，为进一步突破江豚保护的重要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瓶颈提供不可或缺的保障条件。

此外，还需要加快新技术、新成果的应用，构筑避免物种灭绝的屏障。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分会会长李彦亮认为，要加强江豚遗传资源的保护，开展物种基因收集、保存、扩繁，推进江豚的基因研究，建立完备的江豚谱系样本库和遗传基因信息库，利用国内生物科技企业和研究机构成熟的基因技术和先进的设施设备建立江豚离体细胞及冷冻精子库。

李彦亮说，必要时，可以借助水族馆等人工水体的先进设备和精细护理技术、团队，建立江豚迁地群体，在进行科普教育的同时为科研院校开展科研活动和培养科研人才提供基地和人力、物力支撑。

更为重要的是，应积极加强江豚保护科普宣教，不断提升公众保护意识。武汉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支队长王文高说，可适应数字化时代变革，打造“数字江豚”线上线下平台，研发“数字江豚”产品，吸引市民参与和互动。武汉白鱀豚保护基金会建议，大力加强江豚保护进课堂，通过江豚知识特色课程和组织学生参与江豚巡护，让孩子们从小培养江豚保护意识。（记者王自宸、谭元斌）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